1969年过去，原来集中管理的知青分到了各个生产队，知青在迅速分化。一部分有背景，有办法的知青调到了兵团、总场、分场部，脱离了生产第一线。留下的知青，有的开始了养鸡种菜、学做木匠；有的想办法学开车、开拖拉机，学点技术；有的谈起了恋爱，故事很多；有的无所事事，到处游串；一部分人，开始静下心，读书。

我们同去的高中生多，很多人带有不少书籍，有不少当时被视为禁书，我找来不少。我记得有雨果的《悲惨世界》，巴尔扎克的《高老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最珍贵的是妈妈给我寄来一套《中国通史》，还定期寄来那时弥足珍贵的《参考消息》。那时年轻，有精力，吸收能力也强，我经常在煤油灯下读书。刚从文革的狂热中沉静下来，内心有一种使命感，读书也勤奋，边看书，边记笔记，经常到深夜。

版纳的夜安静，茅草屋内一盏煤油灯，带着我在文学和历史的长河中驰骋。对于我这样一个军人家庭的孩子，初中尚没毕业，那时才开始了人生真正的思想启蒙。

茅屋没桌椅，就坐在木墩上，以竹床为桌面，煤油灯摆在床上，时间长了，煤油的黑烟把蚊帐熏得焦黑一片。记得有一段同屋的于忠回京探亲，我就在他的床上学习，蚊帐熏得黢黑，回来好说了我一通，我当时很负疚。

那时没电，晚上全靠煤油灯，煤油灯光亮有限，我们就在灯罩内垫上半圈烟盒里的锡纸，锡纸的反光可以增加亮度。那时有不少高中的大哥哥大姐姐指导我读书，并为我提供了方便。

除了读书还听音乐。很侥幸，刘彬燕从家里带来一台旧式手摇唱机和一些唱片。是上世纪30年代那种黑胶木盘的。唱片不多，我记得有俞丽娜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有盛中国的小提琴独奏《新疆之春》和《金色的炉台》，有殷承宗的钢琴伴唱《红灯记》，还有一些西方的无标题音乐。那时每到思茅都去新华书店寻找，看有没有新到的唱片。老唱机，唱头的钢针不多，听不了一两张盘就磨钝了。经常是边听唱片，边摇把，边磨唱针。在西双版纳的密林中，在那一个又一个寂静的夜晚，在昏暗的煤油灯下，那台摇摇晃晃的老唱机带给我们多少思念，多少欢乐。

我从小在部队的环境里长大，接受的都是“正面教育”，很少和社会上的人接触，有很强烈的权威服从和集体依赖感，文革初期也表现出很大的政治虚妄热情。

正是那些“禁书”和音乐，正是西双版纳近似强迫的自由，让我在朦胧的怀疑和忐忑中看到了另一个世界，接受了另类文化的熏陶，有了最初的反思。想起那时为借一本书在密林中要走很远的路，那份情怀至今萦绕心头。

后来我想，如果不是西双版纳那两年的经历，我的人生也许完全不一样。

 

 

 

 养鸡

文革，灭资兴无（灭资产阶级，兴无产阶级），一切私有财产的存在都受到压抑。那时的说法：“宁要无产阶级的草，不要资产阶级的苗”。鸡是家庭所有，纳入私有制序列，受到限制。那时有个说法，家庭养鸡不能超过四只，否则就是资产阶级。可依据是什么？搞不清。

边疆农场处境尴尬。农场的主体，理论上是全民所有制，国营农场职工。可事实上，绝大多数农场职工是农村移民，在他们看来，养鸡、养猪是天经地义。最主要，那时老工人一般月收入30元左右，就是技术工人，大学生也不过50元左右。可一般家庭都有3个以上孩子，生活困难。

养猪动静大，没人敢养，养鸡就成了说不清。

知青刚到边疆，集体劳动，集体生活，自己种菜，也养了几只猪。可这里的猪不阉割，满山跑，自生自灭，很瘦小，一年只有过年能打打牙祭，很清苦。

半年后，知青分队和老工人生活在一起。经常得到老工人的照顾，最经常，老工人送给知青自家的腌菜和鸡蛋。

那时养鸡并不光彩，知青自己养鸡有个过程。我们的养鸡事业，源自于忠从寨子里带回一只翻毛鸡。

版纳家畜新奇。不仅家猪不阉割，满山跑。鸡也是放养，个个长毛靓丽，善跑会飞，晚上经常在树上栖息。翻毛鸡独特，灰白的毛，翻长着，像一只会跑的大菊花。

于忠为翻毛鸡做了窝，可它经常不住。晚上找不到，白天才出来。可它明白和知青的关系，只在知青吃饭的土台上刨来刨去，得吃得喝。翻毛鸡也讨厌，毛翻长着，藏污纳垢，特别是吃饭时，在你眼前晃来晃去，一高兴抖抖身体，掀起一阵灰尘，躲都躲不及。

   知青养翻毛鸡，其实就是为了玩，下不下蛋，没人在意。它也确实很少下蛋。后来有一段翻毛鸡不见了，大家也没留意。不知哪一天它又回来了，竟带回来13只小翻毛鸡。

母鸡带小鸡非常有趣，找到吃食总是先叫小鸡过来，小翻毛吃饱了在土地上打滚，一个个灰头土脑，一抖毛掀起一阵烟尘，那个脏，非常滑稽。养鸡本是为了吃蛋，可有了小翻毛没人在乎蛋了，翻毛鸡成了大家的宠物。

翻毛鸡厉害，有野性。有一次我看到一只鹞鹰，从空中冲下来抓小鸡。老翻毛非常英勇，乍开翅膀护住小鸡，在鹞鹰冲下来的一瞬，迎头跳起，用嘴和爪拼命扑打，真是了不起。

再后来翻毛鸡长了鸡虱子，染到知青的屋里，翻毛鸡失了宠。最后记不清什么结果，现在只记得菊花瓣一样的毛，扑打起来灰尘满地。

有人的地方就有斗争，没斗争也得搞点事。因为领袖教导：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

来到边疆，还没来得及熟悉环境，斗争就找上了门。

先是文革式的派性：边疆远离北京。当北京的派性斗争已经逐渐平息，这里才开始。而且更暴力，更无情。

何谓“派性”？当代的孩子已经搞不清。可我们那时绝不能含糊，到了农场，每个人都得选边站队。

可知青来自北京，对当地并不熟悉。本能的亲近接我们的“炮派”革委会主任，南下老干部朱玉祥。

68年12月正是“中央文革”表态为“八派”平反的时候。以昆明老知青为主的“八派”夺权。“炮派”成了“反动派”，老朱一回到农场就被打倒。这下，北京知青几乎瞬间都有了“炮派”的背景。

随着插队日久，知青也在分化，不少人投靠当权派。为了表忠心，也发生过北京知青告密，“揭发”“516分子”的事件。为此，新生的“八派”革委会还组织人到北京外调。知青稀里糊涂卷进了当地的派性斗争。

派性斗争是文革的产物，历时十年之久。一些知青受到牵连。粉碎“四人帮”，“八派”的领袖又都被清算。91年我回关坪，见到劳改释放的原“八派”革委会副主任李元茂，回到生产队，依然接受监督改造。23年过去，那个至今说不清的岁月，说不清的阶级斗争，翻云覆雨，酿成了多少人间悲剧，牺牲了多少人的大好年华，呜呼！

边疆特殊，不仅有文革式的派性斗争。更深层，更尖锐的是地方派性。这里文革前掌权的多是南下的转业军人和技术干部。而更多的老职工是55年前后从湖南祁东、醴陵转来的移民。加上当地云南人，版纳人，少数民族。语言不一样，风俗不一样，习惯不一样，到了哪都是团团伙伙，说不清的利益勾连。

我们所在的八队一百多人，湖南人占60%还多，云南人有20%左右，其余四川人、贵州人不到10%，如今又来了知青。时间长了，矛盾重重。

知青来自北京，是个大团体，和兵团、总场、分场有着多方面的联系，并不把地方势力放在眼里。湖南人怒了，找茬！

一天，知青在门前吃饭，跑来几只鸡乱刨，“小和尚”于志海拿了根小竹棍轰赶，也是巧了，打死了一只鸡。事后于志海拿了两块钱找到鸡的主人赔偿。这本是很简单的事，赔偿在当时也不少。况且都是一个生产队的，又不是故意。

可那位“疯婆子”（外号）不依不饶。竟然追到知青的屋里又打又闹，吓得小和尚躲在蚊帐里。知青看着太不像话，一个大个女生给了她几拳，把“疯婆子”拉出屋。这下湖南人不干了。“疯婆子”的老公拿了把猎枪打上门来，知青也拿起锄头砍刀。

后来消息传到场部，分场林登云场长坐着拖拉机赶来，平息了对持。这只是知青和地方势力斗争的一例，就发生在我所在的生产队。其实这种事例很多，在有知青的生产队几乎都有和老职工的矛盾。只是随着时日的延长，矛盾慢慢平和，老职工能看出，知青对他们有帮助。而且早晚得走。形不成对他们的威胁。

除了与地方势力对抗。知青内部也有对抗。随着上山下乡的潮流，上海知青、四川知青、昆明知青大量来到。这几批知青有个共同点，都是69届以后，年龄小，又都是文革中成长，打架斗殴，动刀动枪，根本不当一回事。

我记得，69年11月，我带的北京69届知青回版纳。刚到景洪就与先期到达的四川知青干起来了。扎死了一个四川知青，那个杀人的北京知青被判了死刑。

我们关坪的北京知青也和上海知青打过架。那个时代知青之间打架是家常便饭，也是抱团，宣示实力的表现。

想想：一群孩子，正是该受教育的时刻，却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发配到边疆。这是一代人的悲剧，一段无法忘却的记忆。

 

插队之初，大部分知青在17岁到22岁之间，正是青春年华。一年左右，甚至更短时间，普遍会有最初的恋爱。其实，是不是恋爱很难说。知青小小年龄突然远离父母，远离亲人，普遍的孤独和寂寞使寻找异性朋友成为最好的安慰和寄托。

其实这是一个逐渐的过程，是随着插队声势的逐渐扩大，随着回城希望的逐渐渺茫而加速度进行着。

北京知青有一部分老高中生离开北京时就是成双成对，有些到了版纳又有新变化，但大体一年后，大多有了默契。

我的妻子刘彬燕比我晚到关坪半年多，是和姐姐一同，万里飘摇，到边疆寻找哥哥。那时插队已是无处遁形，北京街道居委会挨家挨户督查，凡是到年龄不走的就会施加压力。反正要走，最好一家人在一起，她们姊妹到了八队。

八队200人左右，知青只有15个，7男8女。至今我也搞不清那是有意安排还是巧合，总之刘彬燕年龄最小，我倒数第二，我们分在一个组。

刘彬燕是师大女附中68级学生，那时才17岁，生活能力强，也自立自尊，我们朝夕相处都有好感。后来知道她的父亲是“右派”，那年月，出身“不好”就是贱民，无法正常招工，上学，生活。不同家庭背景的人，相互间成见很深。一场大革命，凭空结出数不清的苦果。

但八队没有压力，我也没有成见。我们那时谈不上是恋爱，只是生活在一个队，相互照顾。那时男生、女生自然分工，男生多做一些累活、苦活、跑腿和危险的事，女生多做一些家务。比较起来，高中的知青比较自觉，很快形成了双双对对。

我们在一个队生活了一年多，有了基本的了解，最初的情感，恋爱是我们分手以后。那时我到了部队，她到了昆明铁路局。在五年的时间里，我们只见过一次面，全凭书信交流。那时写信就是我们的全部情感生活。我们通过写信表明心迹，通过写信互道衷情，通过写信互相鼓励，通过写信互相了解。现在的青年一定无法理解，分手后怎么还能恋爱？

那一代人就是这样恋爱。因为爱的专一，心无旁骛；因为距离太远，一月一信；那时，恋爱对我来说，意味着乱世沧桑的一种承诺，一种寄托，也是一种解脱。

何谓承诺？“一生一世一双人”；何谓寄托？“天各一方，心心念念”；何谓解脱？“从此，心无旁骛，一心一意的学习、工作”。尽管也有不少波折，想想看，50年，可以写一本书，但根基还是源于插队，源于知青的生活。

我事后做过统计，关坪100多知青，在版纳认识、恋爱共度一生至今的有17对。我们八队15个北京知青，后来组成家庭的有三对。可见插队对一代知青影响深刻。

28  贡献

知青到边疆接受再教育，以今天的眼光看，对这代人的成长影响深刻。同时知青到边疆也为那里带来很多新的文化，新的生活，对边疆的发展贡献独特。

我到版纳，每看到成片的胶林，成片的茶园，成片的芒果树，总能想到知青的身影。特别对边疆的文化建设，那时各级农场的学校几乎都是由知青任教。有些知青还被抽调到寨子里，为少数民族孩子教书。客观的说，今天在版纳顶大梁的一代人几乎都是知青的学生。

记得那时招新生，有的孩子不知道年龄，只得让孩子们用右手从头上绕过去摸左耳朵，小孩头大，凡能摸到耳朵的就差不多有七八岁，可以入学。

我们刚到生产队，菜地只有洋白菜、茄子、南瓜、黄瓜、苦菜、辣椒几个品种，知青曾试图引种北方蔬菜。我记得西红柿到了版纳结的果实很小，有很大的变异，西瓜也像个拳头。这几年版纳的西瓜成了气候，每年春节大批的在北京上市。

那时版纳的鸡会飞，晚上住在树梢，可下蛋太少。版纳的猪会跑，圈里养不住，满山飘。猪不劁，一点点大，就追着母猪满山跑。几年才长一点大，我们称为小老猪。记得1970年春节，八队杀猪，一群人追猪，最后一直追到河里，下河才把猪抓到。

做饭也简单，什么菜都是煮，调料只有盐巴和辣椒。版纳最早的酱油、醋都是知青引进，那时用的是白醋和酱油膏。版纳那时没有半导体收音机，报纸要两周后才能看到，我记得知青带去的收音机，引得寨子里的孩子都来瞧。

我记得1969年随农垦局孙伟到北京接69届知青，回版纳时带了十只“来杭鸡”幼雏。放在一个大纸盒子里，上面捅了几个洞，每天喂它们水浸过的小米，一直端了八九天到景洪。那是东风农场老知青嘱托带到版纳的。不知后来那群雏鸡是否子孙繁荣。

40年过去，回过头来看，版纳发展的各个领域几乎都有知青的痕迹。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赤脚医生”，可那时在边疆生产队连赤脚医生都少有。场部虽说有个卫生所，可只有一个昆明知青“黄医官”和一个卫生员。

农场很分散，远的生产队要走十几、二十公里。稍微重点的病就要送到40公里外的总场医院，甚至送到100公里外的思茅军队医院。

记得刚到十队不久，孙和平手臂被砍伤，肉都翻出来，鲜血直流。没办法，大家走了八公里把他抬到关坪卫生所，仍是没办法，稍作处理，拦车送到总场。一路上我为他捆紧胳膊止血，时间长了还要放开，好在还算及时，总算没出问题。

少数民族寨子里还不如农场，只有一些传统的草医、草药，边疆缺医少药非常严重。

文革中有一段无所事事，我经常在妈妈的门诊部学习，看了一些医书，学会了针灸和一些常见病的处理。离开北京时妈妈给我带上了《生理解剖》、《赤脚医生手册》和针灸用的器械还有一些常见病的药。就这点简单的装备，在生产队发挥了作用。 从十队分到八队，老工人多，慢性病多，特别是风湿性疾病。我和老工人接触，行医起了很大作用。

那时年轻不知害怕，什么病都敢扎针。很多老工人有病得不到及时治疗，只能硬挺，实在没办法用点草药。我那时为一些有慢性病的老工人针灸、按摩，缓解了他们的痛苦。经常到老工人家里探访，和他们建立了信任关系。 至今我还记得一件事：我的一个病人老木匠李家田，身体非常不好，风湿病很重，关节开始变形，有一段我几乎每天为他治疗。

那时生产队有很强的地方派性，队领导湖南人多，云南人受欺负。老李好强，受不了气，常给我讲一些生产队的问题。有一天他交给我一封信，嘱咐我一定交给总场领导。我很迟钝，没有在意。谁知第二天上午他竟在家里上了吊。得到消息我从山上跑回来赶到现场，人还吊在梁上。从窗户爬进屋把他从梁上解下来，做人工呼吸，注射强心剂，可惜时间太久没有救活。

后来我看了那封信，是给总场领导写的申诉，讲他的女儿被人欺负无处伸冤，气愤之极以死相抗。事后想起，那封信就是老人临死的托付。我把那封信亲手转给了总场领导，可当时派性斗争正在高潮，公检法都已瘫痪，这件事也就再没人提起。 记得为李家田发丧，队领导都躲了，尸体放在生产队学习的茅屋。生产队做了一大盆米豆腐，交给守夜的知青。第二天入殓，尸体已硬放不进棺材，没人敢动，是我捧着他的头放进棺材，后来埋在了北边的山坡。

1986年我曾到山上寻找，已没了痕迹。 我在生产队行医，后来有了点名气。记得我在接到调令准备回北方时，关坪“黄医官”曾到八队找我，要调我去培训，分配在关坪卫生所。 事后很多年想起这段经历，我以为“赤脚医生”是文革中涌现的少数有积极意义的事物。

回 流

一路聊，妻子刘彬燕记忆最深的是她的回流。

1971年，大规模的插队、插场告一段落。从那一刻起，回流就几乎成了全体知青的共同诉求。那个年代，人们还没能力对这旷古未有的流放反思批判，还认识不到，城镇人口向边疆、农村的流动是对中国现代化的反动；青年放弃学业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对中华文化建设的摧残。

那时，大部分知青，上山下乡不是自愿，而是一种“势”的强迫。事实上从到边疆那一刻，知青就集体走上了返城的路，只是有的幸运，两三年就回到内地，更多的人用了十几年时间，极少数甚至用了二、三十年。我很幸运。1970年军委发布一号通令，军队老干部回乡安置，可以带一个子女，我回到了山西太谷。

最早回内地的知青，相当一部分是靠当兵入伍，随后有一部分随父母去干校，再往后有了招工，推荐工农兵学员，病退，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才形成返城高潮。那时版纳知青有个顺口溜：北京知青靠父母（有势力，走后门），昆明知青靠大夫（地方亲情，病退证明），四川知青靠丈夫（无奈，只能靠嫁人离开边疆），上海知青靠政府（没人管）。

刘彬燕和我是一个生产队的知青。在那个年代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她的父亲是留美工程师，抗战后回国，解放初是二级教授。1958年划为“右派”，那个时代就是“管制对象”。况且她是投奔哥哥，来版纳既没档案，也没人事关系，那年头就是“盲流”，一般招工招生自然轮不到她。

可她有运气。

1971年她回内地探亲，返场时一个偶然机会，总场让她去景洪师部（那时已改生产建设兵团）送材料，正赶上昆明铁路局招工。

昆明铁路局原打算招自己的子女，非常巧，我们一个队的同学和昆明铁路局有关系，接触了招工人员。那年头，招工对知青就是天大的事。昆明铁路局招工消息传出，一时轰动。很多北京来的铁道部的子女闹了起来，兵团不好处理，决定一个不放。昆明铁路局的人着了急，决定不审档案，不看人事关系，是自己的子女接上就走。这一乱便宜了刘彬燕，被夹带到了昆明铁路局，从此开始了六年的跑车生涯。

我们一行到关坪的北京知青130多人，除了两个成家留在当地，在后来的5～11年中基本都返回了内地。那时知青为了办病退，送礼拉关系，吃锡纸做透视，有的甚至自残，有很多不堪回首的记忆。

知青返城形成高潮是1978年底—1979年初的事情。那时粉碎“四人帮”已经两年，内地已恢复高考，整个中国在动荡，版纳地火在燃烧。

先是发生了78年10月上海知青丁慧民挑头的《给邓小平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事件。版纳知青6万人有2万多联名签字，要求返城。后又发生上海女知青瞿灵仙难产致死事件。版纳知青召开了“云南各农场知青联席会议”，发布《北上宣言》，组团（28人）赴京请愿。

79年1月，农垦总局局长赵凡为首的调查组南下版纳，上千知青下跪，几百知青绝食请愿，有的知青为明志自残，调差组和知青哭作一团。此时，上海、北京及其它城市，发生了家长请愿。众志成城，人心难违，阻挡知青回城的闸门冲断。自此，“上山下乡”的反动潮流得以遏止，华夏1600万子弟得以新生。老革命赵凡，版纳6万知青，28个赴京代表，丁慧民及他的战友青史垂范！

据说那年春天，版纳刮了一场大风，风过后遍地的攀枝花，血一样的鲜艳！

青春无悔。对这一说法，知青有过太多的争议。

客观的说，对那段经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心理体验。

有家庭背景的孩子，大多不到三五年就回到内地。而且多数人上了大学，有更好的就业机会。对他们来说：插队，只是对曾经的理想、奢望、奉献情怀的挑战，是乌托邦式革命的幻灭。这一段人生的扭曲、失落、苦难，是他们融入社会底层的历练。对他们的后来成长不无裨益。

有的后来走上重要岗位的人，这段履历甚至成了资本。

但对大多数来自底层的知青，插队既不是他们的选择，回城也几乎是完全的无望。版纳3万上海知青，相当一部分根本就不是城市户口，被我们称为“阿乡”。还有一部分上海知青不在农场，被分到山区少数民族寨子里插队。他们只不过是被无理性的“革命潮流”卷到边疆的移民。他们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们才最富反抗精神，是那场冲毁“上山下乡”堤坝的主流。

那时我不悲观。虽然所有的人都被放逐，都看不清生活的路。但那时年轻，有一种源自生命的张力。特别从小受的英雄主义教育，赋予挫折和苦难一种坚强和奋斗的审美体验。这种心态在后来很长时间里支配着我的情感，面对困难从不放弃，成为一生的精神财富。我想起这样一句话：“一切的痛苦都将过去，而过去了的，就会变成美好的回忆。”

很多年后我回顾这段经历，我一直在想，知青在那时与当地农工并没区别，可为什么对生活却有着完全不同的追求？很多年后更多的人生历练使我明白：知青来自城市，他们曾有昨天，因此对明天有更多的奢望，而当地农工只有现实，在那时他们从没奢望过明天。

插队给了我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一个人生的视角，它留在了我的情感里，也许这就是它对我的全部意义。

                     《沁园春·回版纳》

   满目青山，白雾袅袅，湿气绵绵。有热带雨林，藤繁树茂，英雄红花，岭上高悬。虫鸣鸟啼，风谙兽吼，蓬勃生态几纷繁。登高望，看高路飘飘，大江湍湍。

   往事回首何堪？四十年人生始戍边。正少年立志，方钢血气，昼劳夜读，夕访晨炼。无权无钱，有爱有恨，酸甜苦辣全尝遍。终不悔，能快意人生，只缘艰难。

2008年4月10日

那个动荡年代值得回忆的事太多，40年过去，大多已经模糊，只因为车外熟悉的景色引起我一路思考。

刚离开昆明，我就和大渡岗农场的彭学珍书记通了话。彭书记是1970年插队版纳的重庆知青，是少数把插队进行到底，把一生献给边疆的知青。

我们是1991年认识的，当时关坪分场已经改制为大渡岗总场，正在老场长周世文率领下转产茶叶。那时，关坪的北京知青已全部撤离，就是上海、四川知青也是凤毛麟角。难得上海知青陈金发时任副场长，彭学珍任副书记。正是这个知青组成的班子辅佐着周场长，领导大渡岗走上种植茶叶的发展道路。从那以后，17年过去，这里只留下了彭学珍。

彭书记带着一个副书记、一个副场长在等我们。彭学珍变化很大，比17年前成熟了许多。五年前她担任了大渡岗的书记兼场长，挑起了3000多职工，10000多人口，30000多亩茶山的国营老场的重担。听她介绍，大渡岗这几年变化很大，她上任后筹资新建了茶叶加工厂，重新确立了品牌战略，把大渡岗的普洱茶推向市场。这几年普洱茶热销，大渡岗发了财，职工生活也有改善。去年她辞去场长职务，专职书记，压力才小了些。

今天的大渡岗谈不完，谈起昔日的关坪，几位领导比较茫然。我问了一些老工人的情况，他们大多不知道。正巧照顾我们吃饭的大师傅是原八队老职工大老刘的儿子。他已经40多岁，我们在八队时他还是孩子。但他记得北京知青。从他那得知，还有四户原八队的老职工在世，其中刘云盛、曾安秀夫妇就住在场部。这下找到了亲人，辞谢了去场领导家的邀请，晚9点来到了老刘家。

教工宿舍楼，四层，有些接近上世纪70年代北京的简易居民楼。只是墙体更单薄，家俱更陈旧。老刘夫妇对我们的到来显然毫无准备，一时欢喜得手足无措。17年未见，大家都老了许多，刘彬燕已是整整36年没来过，昔日一个清纯的小姑娘已成了中年主妇，不自我介绍，他们还真认不出。

老刘79岁，老曾也近70岁，都已退休。儿子刘国祥在场部小学教过书，也曾任职场部办公室。近几年随着商品大潮，下海到景洪开拓。谈起农场的变化，老刘很感慨。40年生聚，领导换来换去，职工迁来迁去。光选择主产品就用了20年，先后种过金鸡纳、橡胶、热带水果，直到选择了茶叶才稳定下来，这几年随着茶叶市场的发展，日子才开始好过。

他告诉我：这几年知青陆续有人回来。

老刘依然对社会关心，还是那个刚直的性格。他对当前的社会风气十分不满。听他介绍，这几年农垦发展快，但主要是富了各级领导。

原大渡岗场长前几年辞去场长职务，承包了3000亩茶田单干，现今已成了全省闻名的当地首富。他和省里领导多有来往，省里领导下来视察，经常是他家的座上客。

版纳地区有个独特现象，各级干部不论大小普遍承包土地，就是现任农场干部也大都有二三百亩茶山。这里原始雨林多，虽然政府设有保护区，但山深林广，有多少土地很难盘清。大渡岗对外宣称3·5万亩茶山，是中国国营茶场之最。老职工说：6万亩也打不住。省里曾有农业专家下来审核，几顿饭局，几箱茶叶就不了了之。

这里土地私包不仅农场干部，地方县乡干部也非常普遍，雇人私垦已成了公开的秘密，干部早已不靠工资收入。

老刘不满，但很无奈，他说“人老了，信命。我们都是命不好。”不过他对现任农场领导还是感激的。原场长执政时，场里没钱，欠了银行一屁股债，退休金400元都发不出来，医疗费也不能按政策报销。现在好多了，退休金长到900元，看病有医疗本，给补贴，日子比过去好了许多。

告别了老刘夫妇，11点和郭悦来到夜市。

我们在时，这里是深山老林，只有一个百十人的基建队。现在人多了，居然有了一条大街，有了夜市，有了说不清的商店、旅馆、饭店。我打听了一下，开买卖的人以本省墨江的人为多，也有广西人，浙江人。

令人惊奇的是，这里竟然有了红灯区，有了影视厅、歌厅、洗脚屋。版纳原本一个古朴封闭的小乘教佛国。我们在时，男女大防界限分明，稍有不慎就会招来处分。这些年开放搞活有了太大变化。

前些年我和几个知青代表到景洪，政府招待处带我们到基诺山温泉，竟有女孩子陪同洗浴。我很吃惊，后来听朋友说，用女人招待朋友在边疆已不是秘密。不知是内地风刮到这里，还是这里的风刮到内地。

总之，我在全国走，早就发现“全国山河一片黄”。虽然传媒在天天“扫黄”，可“黄”却花样翻新，越扫越火。中国人怪，30年前全面禁欲，说不清的男女大防。如今又是全面开放，深山老林里红灯荡漾，这到底是为什么？

4月11日             大度岗茶场

大渡岗在鸡鸣中拂晓，顶着残星上山。

大渡岗本就在半山，汽车沿茶园小道，一脚油就到了山巅。山影朦胧，东方预晓，天还昏暗。随着曙光，那记忆中的雨林，烧坝的轻烟，梯田的树苗，砍坝的会战，都渐渐隐去，眼前梦一样的茶园。

茶山真美，一座座、一簇簇相依相连，在天尽头隐入无际的青山；茶田真秀，一层层、一片片漫山遍野，铺就出无涯的青色地毯。一层薄雾降入茶丛，飘动的洁白透出树影，虚虚幻幻。山顶已被晨曦唤醒，山腰还在阴影中沉眠。站在山巅不知是忧是喜，那曾经的原始已经消退，现代化正在这里蔓延。这现代化竟是这样的美丽，而这美丽对中国仅存的大陆雨林又意味着什么样的期盼？

随着太阳升起，采茶人开始上山。我做了些调查，这里的茶工多数不再是官方移民，换成流民，大多来自墨江，相当一部分来自四川。他们都是近十几年通过各种途径来到这里，有的人已来了近20年。他们基本都是临时工，并不享受农场正式职工的福利。收入也是承包制，一个茶工大约承包七八亩茶田。

这里每亩茶田一年可产2000斤鲜茶。鲜茶收购，前几年因为普洱茶的炒作价格较高，去年以来茶价下调，目前一斤春尖20元，大叶茶已经降到每斤1元2角。一个茶工一年产值也就2万元左右。至于承包者雇来的采茶工，更是临时工的临时工，一个人一天可采摘60斤茶叶，月收入也就600多元，熟练工人也不过1000元多点，收入很有限。

真正富裕的是干部。农垦系统，省农垦局一班人马两块牌子，即是政府的农垦局，属公务员序列，享受国家公务员福利。又是全省的农垦总公司，按企业待遇，年薪制，头头脑脑，每年可达几十、上百万。可底下的农场没条件，省局规定，总场一级领导年薪不得超过5万。可农垦系统的人、财、物都掌控在这一层，为解决这一层干部的积极性，默许基层干部承包土地、茶山。

干部承包土地与国家有关政策有冲突，承包的名义就大多落在了干部亲属头上。基层干部掌握着农场的资源配置和销售市场，脚踩两只船，两极分化就成了体制性产物，还怎么避免？

大渡岗，彭书记执政后，投资900万，引进国外技术，建了一个现代茶叶加工厂。300多工人，每年8000万产值，以生产普洱茶为主，商标注册就是大渡岗。加工厂不仅加工农场的茶叶，也收购附近农民种的茶叶，对当地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中午到彭书记家看了看。小彭的家离场部不远，在老国道旁边。一间面对公路敞开的商店：古香古色的茶室，摆着细木加工的茶柜和根雕的茶桌、茶凳。后面有会客厅、饭厅、卧室，很有品位，最难得的是推开窗户就是一望无际的万亩茶园。小彭的老公是当年南下干部的子弟，自己经营着一个茶叶加工厂，还有150亩茶园。加工厂有些规模，水泥的厂房，漂亮的围墙，很有气势的大门。

让郭悦欣喜不已的是这里还有个小型家庭动物园。小彭养了100多只鸡，90多只羊，还有一群孔雀。最难得，一头小熊，像只大猫，圆圆滚滚，憨憨厚厚，抱在怀里，一双黑豆似的小眼，透着让人爱怜。这只小熊是花300元在缅甸买的，据小彭讲她还养过长臂猿。珍稀动、植物在国内受保护，可缅甸没人管。这里离缅甸近，稀有木材、动物早形成了地下生意链。

小彭的儿子在北京受的教育，政法大学本科毕业，回到版纳分到州政府。办公室工作没啥意思，如今辞职回到家里帮父亲经营茶厂、茶山。小伙子聪明，如此美丽的家园，如此兴旺的事业，如此多彩的生活，谁愿意呆在政府机关！

小彭是那一代知青的佼佼者，40年生聚熬成了正果。她告诉我，一同从重庆来的知青，大部分已经返城。城市生活竞争激烈，知青回城一没知识储备，二没年龄优势，大多数生活很艰难，相当一部分已下岗，他们很羡慕小彭。

如今的版纳，高速路一通，从景洪到大渡岗不过40分钟。景洪、思茅都有机场，早和内地连成一片。时代不同了，现在逢年过节已不是边疆人回城市探亲，换成城里人到版纳休闲。如今，小彭在重庆的亲戚经常到大渡岗团聚，因为这里条件最好，风光最美，住房最宽。当年返城，小彭是落伍者。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如今城市的生活，已远远赶不上边疆的家园。

中午到了关坪。还是那道沟，还是那片山，还是那条溪，还是那些田，只是少了点元气。当年藤缠树挤、云遮雾障换成了层层茶山、片片胶田。一队路口的大榕树已经不见，房屋已盖到了路边，可喜的是，场部门口的两棵攀枝花还在，火红的花枝依然高耸蓝天。

场部几乎没变，只是当年开批斗会的露天舞台改成了库房。食馆不在了，小学校不在了，场部宿舍不在了，那条清粼粼的小溪成了一条泥潭，一条雄壮的高速路从那里凌空越过。关坪还住着当年八队的老人吕玉金，查来发，都是80岁的人了。老吕是我们当年的队长，被知青称做小霸王，如今瘫在床上，他知道我的到来却不能说话。老查是当年有名的猎手，我曾随他步行去过景糯坝做外调，如今身体尚好。见到老工人自是一番唏嘘，问起当年的老人，一部分已经调走，更多的已经过世，江山依旧，人事全非。让我感到不安的是，老职工的住房条件仍然很差，比起当年没什么变化。依然是陈旧的瓦顶排房，门口对着自家做饭堆物的茅屋。孩子们虽然活泼可爱，可大多蓬头垢面、服装脏旧。好在两位老人每月都有900元的退休金，生活、看病都有保障。

关坪最大的变化是交通。当年去一趟小勐养要站在路边截车。男生有时截不到，要靠女生帮忙，司机对年轻姑娘格外关照。那时不抽烟，可出门总带着烟，4毛钱一盒春城烟，见到过往车辆高高举起。如今上了高速路，半个小时就到景洪。

40年间，我曾几度到景洪，印象都很浅，留在记忆深处的仍是当年。那时一条街沿江边通向市中心，街边排列着竹楼。这一带竹楼大都是瓦顶，在那时已是很奢侈，据说多是头人、贵族居住。一条柏油路，路边种着清秀的槟榔树，中心区有限的几座两三层的楼。有一座两层的百货商店，最显眼的是坝区的寺庙。

如今的景洪已满是现代的高楼，最让人赏心悦目的是满街的槟榔树、椰子树、凤凰树，满眼的说不出名字的花，走在街上穿着节日盛装的傣族姑娘把景洪装饰的花团锦簇。

明天是泼水节，景洪到处是节日的气象。彩旗、气球、标语、满街飘荡。大红大紫的三叶梅，热热闹闹，火爆奔放。澜沧江新建了一座大桥，一脉红流浩浩荡荡。街上，人们围成圈，随着象脚鼓和芒锣的敲击翩翩起舞。

5点，儿媳陈袅袅也从北京赶来了，一家人加入舞蹈的队伍，那个自在，那个欢畅。

4月12日

今天计划，带孩子们回关坪，进勐满寨，重回当年生活过的“第二故乡”。

一早8点半出发，妻子刘彬燕、儿子郭悦、儿媳陈袅袅、司机小耿一车同行。

当年从景洪到关坪80公里，坐车也要半天路程。如今高速路修通，路程缩短，半个多小时就到了三队路口。路口有收费站，收费10元。

三队变化不大，30年过去，景象依稀。还是那排瓦房，还是那条小溪，还是那座球场，还是那块菜地。只是当年一间屋的邮局扩大了许多，空旷的路口有了商店、餐馆，人们在路边喝茶、打牌，祥和安逸。

继续阅读“勐曼八队”

四月十二日

勐满寨，我们最早接触的傣族村寨，离八队一公里。我在八队期间，每天早晨都跑步到寨口。因为近，经常到寨子里玩，买水果，和傣胞逐渐熟悉。那时的傣胞没有商品观念，买水果，没有价钱，由着知青给。约定俗成五毛钱一串芭蕉（大约20到30棵芭蕉），五分钱一个匏果（大柚子）或一个菠萝。匏果直接在树下吃，吃够了，带走的付钱。

去的多了也认识几个傣胞，岩哨就是我们的朋友。他是村小学的老师，少数会说汉话的人。岩哨常来，并不多言，只要路过就进来坐坐。那时版纳没“贼”的概念，茅屋竹门，从来没锁。有时知青集体外出，回来发现地上摆着芭蕉、蜂蜜就知道岩哨来过。

11点半来到勐满寨口。还是那条小路，还是那片竹林，还是竹林掩映的一座座傣楼。车开进寨中心，有一片空场，几间瓦房，挂着村委会的牌子。

也许现在来往车辆多，我们到来并没引起村民的注意。依照老规矩，随意走近一家傣楼。男主人不在，只有母女两在楼下劳作。打个招呼，带郭悦和袅袅上了楼。

楼上没人，木地板的边角缝隙可以看到楼下的猪、牛。堂屋中心一个火塘，支着铁架，旁边几只木凳，一口铁锅。与昔日不同的是，茅草顶换成了瓦顶，射进几缕昏暗的光线。楼内有了木板隔断，有了独立的单间，有了床，有了蚊帐，有了简单的家俱。最显眼，厅堂中心一副条案，摆了一台电视机，两把藤椅，这里已经有了电。

我和彬燕带郭悦夫妇四处看看，介绍当年对傣家的印象。

我们正在参观，女主人上了楼。我告诉她，我是以前八队的北京知青，她看上去有些茫然，我向她提起岩哨，她马上有了笑脸，说岩哨是她弟弟，就住在前面，去年因为车祸去世，老婆孩子还在。

女主人带我们来到岩哨家，大不同了：首先是岩哨老婆变化很大，当年那个大眼睛的少妇已变成了老妪；岩哨的孩子岩温角，我们在时还没出生，如今已是30多岁的汉子，一个孩子的父亲，一家之主。

岩哨家阔气，不仅傣搂比姐姐家的大，而且建筑也是新结构，新建材，瓦顶砖墙，建在水泥桩上。二楼一个30多平米的晒台，晒台一角是厨房，摆着天然气炉和橱柜。晒台中间一张木桌，几把木椅。

走进客厅，复合地板，雪白的墙，雪白的吊顶，很漂亮的顶灯。客厅摆着沙发、茶几、茶具，对面地柜上一台39吋的彩电，十足的现代城市装饰。

岩温角的孩子三岁，穿着崭新的童装，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手里拿的是“爽歪歪”和“可口可乐”。

岩哨家竹楼 Av5.6 Tv1/1600 Iso126

真是大变了。刚才在岩哨姐姐家还为村民居住的老旧遗憾。现在明白，原来村里还有这样的人家，已经完全的城市化。

30年前的勐满寨，一色的木桩、竹板、茅草顶的傣楼，没有一间瓦房。那时，瓦顶傣楼是水傣族的象征，贵族才有，只在景洪见过。

勐满是旱傣村寨，那时一条小路满是泥泞，到处猪粪、牛粪。寨子没电，晚上竹楼里点着松明。昏暗的光冒着黑烟，点不了一会儿就要更换。那时的傣胞大都不会说汉语。到了傣家语言不通，围着火塘逗火喝酒就是最好的交流。哪时傣楼没有隔断，睡觉抱张毯子席地而卧。多数家没蚊帐，蚊虫袭扰。夜间时时能听到地板下猪哼牛叫。

记得70年四月知青宣传队到寨子演出，点上松明，围着篝火跳舞。当年傣胞喝酒，没有酒杯、酒壶，一个用稻草包裹的陶罐，大家用吸管吸食。你吸完我吸，没人避讳。那时的酒大都是自制的糯米酒，度数很低，甜甜的，没有蒸馏。

那时在傣家吃饭简单，糯米饭煳熟，用芭蕉叶一裹，拿来就吃。能有酸菜，辣椒、干巴肉就是大餐。记得一次在景诺坝，有个老汉招待我们，铁锅里不知煮了一些什么水草，撒把盐，最后竟然扔进去几只鲜活的青蛙，我能听见青蛙在锅内挣扎跳跃的响声，煮熟了一股怪怪的味道。

那时走进寨子不管有没有熟人，都可以直接上楼。赶上主人吃饭，都会受到接待。那时寨子里的孩子多是赤膊，见到生人好奇的围观。那时百姓除了“赶摆”(集市)不大流动，寨子里有数的几个会说汉话的人，大多是头人、干部。

我们到来正赶上岩温角妹妹出嫁，盖房上梁，宴请亲友。岩哨的弟弟岩庄，朋友岩温香在座。他们与我们同龄，是长辈，早年在寨子里也见过。熟人见面自是热情，摆上酒席，有荤有素，烹制居然是很地道的川菜。原来，岩温香当过四年兵，做炊事员，学了一手川菜的手艺。

边吃边聊，我们喝着景洪出产的苞谷酒。幸运的是，前几天岩温角从河边采到一窝酸蜂蜜，酸中有甜，一股清香。郭悦和袅袅第一次尝到，连声说好。席中有个小伙，喝得有些高，手舞足蹈。

主人还记得当年的知青。说起来滔滔不绝，只是时间太长，记忆模糊，北京知青、上海知青、四川知青、昆明知青的事迹搅在一起。他们说，近年经常有知青回来，都要到寨子看看，老人们还记得那批孩子，他们很念旧。

岩温角如今是大荒坝行政村的副村长，勐满自然村的村长，村里最大的官，怪不得茶几上有电话，装修的讲究。也难怪，我们在时，岩哨是村里的老师，会说汉话，见多识广，孩子受影响。

小伙子有出息，读书到高中，如今当领导，带着村民搞科学种田。他家四口人，有30亩茶山，5亩水田，一片胶林。去年刨去成本，净剩3万多元。他说：这里气温低，种橡胶长不好，主要靠茶叶。前几年茶叶收购价高，根据品级，茶价1斤在5—15元左右，赚了一些钱。今年茶价低落，大叶茶已跌到每斤1元2角。

他尝试着种点沉香，但沉香苗太贵，20多元一株，成活率低，不敢多种。他现在和省植物研究所合作，试种一种适于高山清凉地区生长的“紫鹃茶”，他很有信心。他拿出种茶的教材给我们看，还和郭悦相互留下联系地址，希望经常联系帮他们打开销路。

再一个变化就是教育有了很大发展。寨子里有小学，大荒坝、景糯坝有初中，上高中要到景洪。如今到景洪有公交车，一天好几趟，一个小时就到，非常方便。

令人吃惊的是大荒坝已有很高档的幼儿园，一个学期3000多元，富裕的家庭从小就送孩子到那里受教育。难怪岩温角家几个孩子在电视机前唱歌跳舞，迪斯科扭的有模有样。

他还告诉我们，在这里喝茶要留神，有的茶叶掺有海洛因。这里近几年毒贩多，前几天在大荒坝刚抓住几个河南毒贩。

还有一件事奇特。30多年前，我们知道的野象都在离这里30公里的三岔河，三岔河也因此改名“野象谷”。现在旅游的人多，野象受到惊吓，跑到了这一带，寨子周围经常有野象出没。去年还发生了野象袭击人的事，踩死两个老人。

现在大象受保护，伤人和损坏庄稼政府给赔偿，村民不滋扰。这下好了，野象不走了，村民生活受到威胁。后来他们想出一个办法，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用大喇叭广播，请求野象让路。没想到野象居然懂得人的意思，每天广播完大象就离开大路上山，晚上才回来。用这个办法居然再没人受害。岩温角告诉我：在这里住两天，早晚出去，一定会看到野象。

又见勐满，天翻地覆。曾经封闭的村寨已然开放，傣族同胞已走进现代化的潮流。

33  景糯坝

边疆插场，交通闭塞，第一个硬功夫是走路，特别我们所在的关坪八队。八队，不当不靠，除了勐满寨，最近的坝子是大荒坝，也有六公里。一望四野的荒草，十几间茅草屋。居然有个小卖部，有点香烟、肥皂、糖块、煤油。那时财政部在那里筹建“五七”干校，有几十个和我们同样落拓的干部。

离八队最近大点的地方就是关坪分场部，13公里。那里有通内地和总场的大路。关坪也有小卖部，特别有个一间房的邮局。我们和家里通信，收报纸，打电话全靠那里。那时的电话靠手摇，接通总场小勐养再接思茅、昆明、武汉、郑州，北京，一路接下去，打一个长途电话，几个小时接不通。拿着电话，可以听到一路总机的呼叫。有时一边等，一边和接线员聊天，沿途几个城市的接线员插话，非常热闹。我印象中，那些没见过面的姐姐、阿姨都很热情，听说是知青，都竭尽全力帮助。

比关坪更大的地界，景糯坝。40年前，大度岗乡尚未建立，勐满寨属于景糯坝乡，相距30多公里。一条土路，步行要一天，我曾几次走进去。

印象最深是第一次。那是随关坪农场知青宣传队，背着乐器、道具，步行70里山路，走进坝区。好大的一块坝子（盆地），放眼，竹林环绕，村寨密集，成片的稻田，水网河渠，看着就美丽。那时傣乡还没划分阶级成份，没成立人民公社。乡政府门前一棵大榕树，一所小学校，一个供销社。可以买到肥皂、牙膏、糖果、腊肉、煤油。最稀奇有糯米粑粑，包谷酒，那年月就是大商业中心。那时为了买点土产，知青不惜走两天的山路。

最重要，那里还有集市。文革中，集市萧条，但少数民族地区，傣族百姓不搞阶级斗争，没有太多忌讳，仍然自发的赶集。那时八队司务长“小四川”为队里采购食品，经常到这里。

傣族不搞阶级斗争，可农场搞，而且把一切行为都打上阶级斗争的印记。“小四川”得罪了湖南人的势力，成了怀疑对象。我被队长派往景糯坝外调，跟着湖南籍老职工“老查”，在景糯坝周游了三天。

走过几个村寨，住过两处傣楼，吃过几顿傣餐。那时傣族百姓吃饭就是芭蕉叶卷糯米，有点酸腌菜就很不错。我吃不惯糯米，老乡给了我一串熟好的芭蕉，有30多棵，一路走，一路吃。那时，从没见过像现在这样的七大碗，八大碟的烧烤傣餐。就是有点肉，也是“干巴肉”，嚼着像木柴。村寨很闭塞，百姓很穷困，就是写照。一段很“奇特”的经历。

再回景糯坝不敢认了。一条柏油路平平坦坦，曾经的雨林换成了茶山。沿途增加了很多村寨，越野车直接开进镇中心。

一条漂亮的大街，两侧装饰一新的商店、食馆。商店橱窗陈列着各种商品，街上人来人往。只有镇中心那棵硕大的榕树记述着往日的思念。

原来最大的建筑——粮库，已找不到踪影，小学校换成了中心小学。漂亮的校舍，西式的教学楼，标准化的操场。我走进学校打听，这里已没有知青。当年缺教师，乡里从农场借知青，我的同学，初中没毕业的李力借到这里就是最好的老师。如今的学校和内地没有区别，只是教室里挂着马、恩、列、斯、毛的挂像有些怀旧。

我们寻找当年的熟人大老张。一个传奇。

张云田，山东人，51年随陈谢大军来到这里。56年结识了大勐龙第一位女党员，美丽的玉金。57年结婚，59年转业，受组织委派，夫妻二人背着行囊走进这里。开始了他们在景糯坝的传奇。

他们夫妻不仅是景糯坝最早的党员干部，而且在这里代表政府工作。他们来时，这里是和平解放，原有的体制还在。只有征粮是政府行为。大老张是粮库主任。记得他有手枪，是这里的大干部。

我们在时，每到景糯坝总要到他家坐坐。都是北方人，见面很亲热。我曾在他家吃过饭，北方风味，很惬意。

来时，我已知大老张作古。关坪的北京知青刘国堂一直和他家有联系。可来了，总要看看他的老伴和孩子。

打听，街上的商家告诉我们，大佬张不在了。这几天他的老伴和儿子去了景洪，只有女儿在这里配电站工作。找到大老张的女儿，请到家里。簇新的西式楼房，三居室，一间40多平米的客厅。瓷砖地面，涂料墙壁，金边的吊灯，西式的沙发，卫生间有抽水马桶，电热淋浴器。堪比北京的商品房。想起当年，大老张的家不过高台上两间土坯瓦房，一间茅舍。家俱不过简陋的木柜、木床，一张小木桌、几把木椅。谈起往事，不胜唏嘘。

大老张走了，可内地的人来了。我打听街上的商家，大些的商店几乎都是浙江人开的，这个当年地角天涯的坝子已和内地建立了紧密联系。

找到路边那棵酷似长颈鹿的榕树。依然矗立，只是当年的土路已铺上了柏油，附近建设了一座现代化的垃圾焚烧炉。

我不知这是不是保护区的特殊需要，但我知道城市垃圾焚烧，成本很高，很多小点的城市还没做到，但这昔日的密林古寨却已经配套。

景糯大变了，后天是傣历年（泼水节），到处张灯结彩。公交车站挤满穿着华丽，打扮入时的姑娘。

我知道，她们正在结队赶往景洪。到那里展示她们的美丽。这是一个热爱和平，追求美，以孔雀为图腾的民族。

4月13日  小勐养和景洪

“泼水节”是傣历新年的汉人称呼，与汉人的春节差不多。也要放四天假，也有每天不同的内容：（傣历）初一祭神，初二赶摆（赶庙会），初三探亲，初四驱鬼。我们所向往的“泼水节”，其实就是“驱鬼日”。其间还要放“高升”（傣式焰火），放“孔明灯”，漂河灯。有着一系列古老的传说，古老的传统。

我们在版纳时，正值“文革，凡是传统都在打到之列。不仅汉族没了春节、中秋、端午，傣族也没了“泼水节”。我在版纳三个年头，刘彬燕在云南八年，没过过泼水节。也许正因为此，现在的泼水节要加倍的偿付。

至今我都想不透，那个年月是传统就反，可反来反去究竟反掉了什么？旧传统培养的“臭知识分子”，解放后纷纷回国参加祖国建设；可一心培养的“社会主义新人”，40年后纷纷出国。半个世纪过去，还有多少人知道什么叫“中国”文化，什么叫中国？

傣历新年和汉族春节也有不同，时间有差异。“西双版纳”，傣语“十二个坝子”。试想过年，十二个坝子会有若干个“初一”，若干个“十五”，这边过完节，那边还在过，热闹了许多。

昨天是景洪的初一，晚上我们出席了州里的新年招待会，和老州长邵存信团聚，看了州文工团的演出。郭悦、袅袅玩到很晚。不等他们，一大早我和彬燕、小耿来到小勐养。

小勐养是我们曾经的总场场部，离八队50公里左右。是版纳的重镇，通向著名的“胡志明小道”的岔路口。当年这里是“抗美援越”的前哨，驻军多，出国部队来往车辆也多。出国部队北方人多，好打交道，我们出门碰到出国部队，总能搭一段顺风车。

那时的小勐养，有总场部，医院，邮局，学校，宣传队，中心商店，更主要有很多知青，我们经常到这里聚会。

当年从小勐养到景洪要翻一座山，开车得两个小时，如今高速路修通，也就20分钟行程。翻上山梁认真瞧：小勐养基本格局没变，凭着印象很快找到了总场场部。不同的是，场部已由两排平房换成了对面高台上的一座四层大楼。老场部的原址改建了一座漂亮的养老院。

放假，场部没人。找人打听，原来的老领导，老职工多已去世，尚在世的也基本到了昆明。只有医院的任大夫还在，也已退休，据说在景洪开了间私人诊所。沧海桑田，之交零落。

想象着，能知道知青的人都在养老院。走进去，一片靓丽的花园，一座凹形三层楼，一群七八十岁的老人。一个93岁的南下老干部告诉我：她一个月有1000多元的收入，交养老院450元，剩下的零花。这里老人，两人一间屋，有专人护理，生活尚可。他们对当年的北京知青还有印象，但多已耳聋眼花，很难深入交流。

小勐养坝区，依然是稻田，村寨，中心镇盖了很多新楼。371兵站和民族支队的营房尚存，多已坍塌。听老人讲，部队裁撤了多年，营房还没处理，有些已被百姓拆毁。完整保留的只有兵站门前的两棵大榕树。

放眼四周，山腰郁郁葱葱的原始雨林已被砍光，种出一层层橡胶林。坝区（盆地）原有的的橡胶林多已更新，当年的幼苗也已衰老。橡胶林老了，农场老了，农场职工也老了。就连我们这些当年稚气未脱的知青也步入了退休年龄。历史就是这样，总是以后一代人的发达幸福来见证前一代人的牺牲和付出。

旧地重游，听不完，看不够。跑得辛苦，找个温泉休息，尽快恢复。来到曼洒寨子温泉，一个很大的椭圆形水池，偏黄的水色，泉水滑腻温热，一股硫磺味，一层水雾。

温泉现代，水泥磁砖，不锈钢的扶手，不错的更衣室，但基本没有服务。走进去，没人搭理。好容易找到服务员，正在打牌。一人收了五元钱，其它随意。更衣室一股味，存衣柜残破，换下的衣服没处搁，抱到水边。

泳池中已有几个傣家青年，问问，都是本村的，戴着很粗的金项链，开着私家车。我们在时，景洪坝子里的水傣富有，但充其量不过是种田，跑马帮，没有什么大宗收入。

现在不同了，他们学会了种橡胶、茶叶、热带水果。这两年，热带经济作物收购价高，村民收入成倍增长。我问了一个青年，他告诉我：现在实行承包制，他们家6口人，有10亩水田，60亩胶林，还有茶园。我给他算了一笔账：仅胶林一项。一棵成熟的胶树，每年出生胶在10～15公斤，以一吨生胶2万元收购价，每棵树收入也在200元以上。一亩地大约有30～40棵树，以低限计算：200元×30棵×60亩=36万。扣去管理成本，20万的收入总会有。况且还有水稻、水果、茶叶，难怪他们泡温泉开着私家车带着女朋友。

当然这只是我接触到的状况，是不是傣家人都已富有，都有这样的生活，很难说。

小勐养总场部 Av6.3 Tv1/640 Iso320这里有一个很大的温泉，更像是一个露天泳场，椭圆形，约一个标准泳池大小。水很好，偏黄的水色，温热滑腻有很重的硫磺味。泳池设备也还现代，水泥磁砖砌成，但服务很差，基本没人搭理。好容易找到人，服务员正在打牌，只收了一人五元钱，其它随意。更衣室一股味，换下的衣服没人保管，自己抱到水边。

泳池中已有几个傣家青年，开着私家车，一问都是本地青年，这里的傣族真是富了。我们在时，景洪坝子里的水傣在傣族中也最富有，但充其量不过是种田，并没有什么其它收入。现在大不同了，他们向农场学习，种橡胶、水果、茶叶。这两年，热带经济作物收购价提高，村民收入成倍增长。我问了一个青年，他告诉我：现在实行承包制，他们一家6口，有10亩水田，60亩胶林，还有茶园。我给他算了一笔账：仅胶林一项。一棵成熟的胶树，每年出生胶在10～15公斤，以一吨生胶2万元收购价，每棵树收入也在200元以上。一亩地大约有30～40棵树，以低限计算：200元×30棵×60亩=36万。扣去管理成本，20万的收入总会有。况且还有水稻、水果、茶叶，难怪他们可以开着私家车带着女朋友泡温泉。当然这只是个简单的抽样，是不是傣家人都有这么多的土地和山林？获取土地和山林的依据是否公平？这些都无从考察，但只从这些孩子的说法看，这里已经普遍富裕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和老州长合影 Av6.3 Tv1/640  Iso320

我访问了一个带孩子的妇女：四川西昌人，到这里打工十几年。她一家四口，她和丈夫在版纳打工，儿子在广东打工，一个女儿在成都读大学，三人供养着一个大学生。

她是傣族人的雇工，就住在傣族人家里，除了割胶也做点农活和家务，今天就是帮主人看孩子。每月收入在1000元左右，我感觉，像是“解放前”的长工。她觉得这里很好，气候好，风光美，主人也好，最主要有钱挣，她不想回西昌。她说这里外地打工的很多，四川人为首。

我惊愕。过去都是傣家人到内地学习、工作，而且机会难得。改革开放才30年，情况竟然颠倒。一个土地承包制，把这里最大的自然资源——土地还给了百姓，发生了如此的变化。这里的自然资源比内地大多数地方要好得多。正因为此，随着对自然资源占有的差异，社会在分化，出现了主人与打工者。如今向这里移民已成了趋势，难怪我这次回来最大的感受就是人多。

30年前那场震惊一时的“大返城”，版纳近十万知青回流。留下了大片的胶山、茶园，成全了后人的富有。如果那时能有好的体制，好的政策，能有承包制和创业自由，又何用返城？何愁边疆不富有！

傍晚，我们来到“金豪水傣楼”。正逢泼水节，旅游人多，两座傣楼、60张桌子，满满当当，热热闹闹。这里只包餐，最便宜250元一桌。

我在版纳生活了两年，从没听说过傣餐的名头。40年归来才明白，傣餐主要是烧烤：烤羊、烤猪、烤鱼，还有很多说不清的笋干、香菇、野味、香料。聚餐伴着歌唱、舞蹈。过去只听说泰国有最好的餐饮和服务，被称为旅游者的天堂，没承想在这里见到。

曼洒寨还保留着水傣的传统。夕阳西下，金红的天幕衬着剪影一样的毛竹，傣家人在沐浴。姑娘、媳妇、老奶，各洗各的，我行我素。也许是因为游客多，围了一圈栅栏。但栅栏很低，并不刻意防堵，爱清洁本是水傣的传统，不需要藏藏躲躲。

晚上来到澜沧江边，这里在举行传统的傣历年活动，放“高升”，点“孔明灯”， 漂“河灯”，人群熙攘，一片欢腾。

“高升”有些类似汉家的焰火，成排的铁铳装满火药，点燃后，火花升起，前赴后继，声震长空。虽然没有现代焰火放得高，但排列在一起，一堵火墙，好大的声势。

“孔明灯”源于1700年前，诸葛孔明南征时的军事仪式。简单说：做个大大的纸球，底部剪开，装在支架上，支架放上燃料点燃，随着纸球内温度升高，纸球膨胀，升上天空，其实就是最原始的热气球。

漂河灯，事如其名，荷花灯点上蜡烛，放入江中。澜沧江流的急，河灯排着队在夜幕深处奔腾。

郭悦买了一盏“孔明灯”，很大，一米的直径。点燃，逐渐膨胀，轻轻向上晃动，双手举过头顶，一阵清风，随着万千灯火飘飘荡荡的升空。从地到天，从近到远，从大到小，不断补充着夜幕，飘出一条长长的灯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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