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五一

回到昆明，版纳行告一段落。妻子刘彬燕回北京；儿子郭悦去深圳，我和小耿继续自驾旅行。     

临分手妻子千叮咛万嘱咐不要去滇西北藏区。

临行前有个计划，从版纳回程，重游丽江古城，金沙江大峡谷，香格里拉，经东竹林寺再走阿坝藏区。

我喜欢藏区，不仅因为藏文化的独特。更重要，老天爷太眷顾这个民族，把中国最美、最绮丽的山河都集中在那里。那里的山奇，那里的水秀，那里的天蓝，那里的江急；那里的自然景观无不散发着原始神秘的美，那种来自远古的气息总能给我深深的震撼。每到附近，就忍不住向那里走去。

可这次不行了，有了“3·14”事件。

我们离开北京时，拉萨发生了“3、14”骚乱。我没当回事，以为闹闹也就过去了。没想到从三月中闹到了四月底，从拉萨闹到了四川阿坝，闹到了云南的东竹林寺。

“3、14”事件绝非一篇游记可以说请。况且我并没有亲身经历。我知道的：部分藏民为纪念1959年3月10日武装起义（政府称武装叛乱)，在拉萨游行抗议。后来演变成民族冲突，造成18名平民死亡事件。 

 朋友马卓新发来短信，说从网上检索，滇北东竹林寺有骚乱，不宜前往。

我历时40年，多次走进藏区，自认为对藏民族熟悉。我接触的藏胞和藏传佛教喇嘛，一般都很和善，对汉民族没有敌意。况且藏民族佛教文化，普度众生，并不追求暴力。

虽然1959年达赖出走，有过几次流血事件，但涉及的人数有限。特别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西藏和内地有了越来越紧密的联系。民族差异日趋缩小，社会正在变化，藏汉各族人民正在追求共同富裕。

    可为什么会有骚乱？主流舆论，境外达赖喇嘛操控。

达赖在国际社会有一定影响力，据我了解，他并没号召武力对抗，也没提出过西藏独立。他本人也因此获得1989年诺贝尔和平奖。我曾到挪威奥斯陆和平奖纪念厅见到。

问题的深层原因：1959年随达赖逃到印度的藏人有近十万之众。这批人，50年漂流，分散世界40个国家，已发展成20万人的群体。他们没有国籍，没有家业，没有前途，才急切地要求独立，也容易倾向暴力。

达赖是否能控制这些人，实际情况也许更复杂。我真诚地以为，

该坐下来好好谈谈了。

半个世纪过去，时过境迁，世界发生了深刻变化。冷战已经结束，世界一体化正在磨合，民族之间有什么恩怨不能化解？既然都承认是中国人，又何必非要诉诸暴力？我了解的情况，对逃到海外的藏胞和后裔，目前已经允许有前提的回归，参加祖国建设。问题正在一步一步解决。 

2004年我曾在滇北东竹林寺住过一夜，当时有六个年轻喇嘛为我们生火热饭。他们对国家非常关心，秉烛夜谈，问了我很多问题。

记得一个叫做鲁桑的中年喇嘛，去过北京、上海、普陀，他很真诚地说：我们是中国人，中国最好。他也想到美国看看。他告诉我2008年北京开奥运会，那时的北京一定是世界最好的地方。他要去北京。我相信他，我看得出那六双眼睛的真诚。

四年过去，不知东竹林寺有多少僧人卷进了这场骚乱？不知那六个喇嘛是否安好？也不知鲁桑是否还记得自己的心愿？ 

我相信西藏多数僧俗民众不赞成独立，我更相信西藏脱离不了中华民族的主体。不是因为“主义”的说教，也不是因为汉藏文化的弥合，更不是因为国家机器。而是因为中华民族和谐融通的传统，因为上千年来藏民族在中华大家庭中的履历，因为改革发展到今天西藏和内地已经紧密相连，因为汉藏和谐才能共同富裕。

多年来，对中国境内的民族问题 一直有个误区。其实民族的概念在中华大地只是地域族群和文化的差异，并不具备现代民族的政治含义。与近代摆脱西方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民族独立更是风马牛不相及。

中国的民族问题从来都是内政问题，是不同文化族群追求共同价值、和谐相处的问题。这一追求从汉唐以来不断延续，正是这一追求与近代文明的结合，诞生了近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1911年辛亥革命，成立民国。国旗就是五色旗，表明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

从本质上说，没有孤立的西藏问题，西藏问题就是中华民族的问题，是中华大地各个族群对民主宪政和民生改善的追求。稳定和谐不是简单的对现有体制维护，改革才是大道理。

答应了妻子的要求，放弃再进藏区。送走了妻子、儿子，我和小耿走进市区。

40年6次来过昆明，每次都匆匆来去，反倒是40年前的印象最深刻。

1966年大串联，我第一次来到这里。那时的昆明，只有60万人口。东风路、昆阳大街等主要街道已有了现代规模，道路铺上了柏油，两侧楼群林立。但，最惬意，那些铺着石板的小街小巷；楹联彩绘，木板门脸的商铺。那时的居民区，大多是挑檐飞脊的木质小楼，街上挂着铜铃的马车。街市间隙，古桥牌楼，池塘鸭鹅，青青菜地。

那时行人很少穿制服，妇女服装，盘扣右衽，绣着图案，背着竹篓；男子大多，黑衣裤，戴着斗笠。满大街挑着担子的小贩，亲密祥和，攘攘煕熙。

那时的西山，一眼望去，长发卧波，一幅巨大的睡美人图，清清丽丽。昆明在我心中，省会城市中的小家碧玉。

40年过去，昆明好像一下长大了许多。楼房华丽，道路交错，空气中弥漫着粉尘，像个暴发户。

从世博园找大观楼，高架桥像迷宫，转了向。走走停停，问来问去，连交管人员也说不清。你问路，他就给你推荐一个带路的，以致有了专业带路的摩托车。一个多小时，走了不少冤枉路，总算进了大观楼。 

大观楼地处昆明西南，濒临滇池。清初，为运粮在这里挖出一条大观河，自此成为交通500里滇池的码头。康熙年间，巡抚王继文见这里北控滇池，遥望西山，湖光山色。遂筑堤堰，种杨柳，建楼阁，起名“大观楼”。

中国素称江南三大名楼，是为：洞庭岳阳楼，武昌黄鹤楼，南昌滕王阁。可昆明人硬要把大观楼也挤进去，合称江南四大名楼。有些意思。

从历史年代、建筑风格看：三大名楼都是前唐建筑，巍峨古典， 大观楼没资格比翼。但从三大名楼都是因文得名来看，孙髯翁的长联可争一席之地。

大观楼长联180字，上联写，500里滇池景观，下联述，云南数千年历史。气魄宏大，对仗工整，情景交融。被誉为“天下第一长联”。既然是天下第一，就有资格跻身中华名楼。

然大观楼长联，意境立心比不得散文《岳阳楼记》；情致飘逸，达不到唐诗《黄鹤楼》；文采音韵，追不上长赋《滕王阁序》。然其文学形式却独树一帜，以对联成文，把三大名楼的“诗、文、赋”扩展为“诗、文、赋、对”，成为中华文学一大奇观。

昆明人也许觉得还不足以说服天下，专门在大观楼旁建长廊，陈列中华历史名楼。把湖南长沙的天心阁，江苏南京的阅江楼，山西永济的鹳雀楼，山东烟台的蓬莱阁都搬了进来。捎带也把明末俞仪的《天心阁眺望》；明初宋濂的《阅江楼记》；唐代王之涣的《登鹳雀楼》；宋代苏轼的《海市》，也请了过来，诗词歌赋，洋洋大观。

中国人嗜好“四大”。可天下“楼”之多之杂。欲跻身“四大”的不知有多少。我想，江南三大名楼的地位无论从自然、历史还是文学典故都不可撼动，剩下一个位置只得大家来争，争不出个长短就广施恩泽，一起陈列，昆明人很懂。

大观楼自清初建造，有十数次修缮。眼下四海升平，旅游成风，又在修缮。大观楼40年前的景观我已无从印象，但根据孙髯翁的长联，变化应是很大的。如今，虽也小桥流水，亭台楼阁，碧波荡漾，繁花垂柳；但“四围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风韵不再，更别提“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

如今的大观楼已成了旅游场所，长联前人头攒动。一件事让我惊诧：导游的小伙子把长联中“汉习楼船”的历史典故解释成，“汉武帝为了统一云南，在北京仿滇池挖昆明湖操练水师。”此大误！2000年前汉武帝是在长安西南挖昆明池操练水师，不是在北京。北京昆明湖是清末慈禧太后修颐和园时的事情。我不知导游词是否有统一审查，更搞不明白如此明显的历史纰漏，竟然堂而皇之地当众宣讲。不知那些翻译怎么翻的，可怜那些外国游客，还在神情专注的笔记。都说云南十八怪，也许更怪的事还在后头。

让我舒心的，大观楼下，一群60多岁的老人在操琴自娱。一首文革中流行的歌曲《沁园春·雪》吸引了我。这首歌已成了遥远的记忆，好像走过了一个世纪。听到这旋律才知道，它还埋在我的心底。

我理解这些退休的老人。“文革”对他们很不公平，甚至是摧残压迫。但那里毕竟有过他们的理想，他们的追求，他们的情感。他们并不简单是怀旧，更是舍不下那段曾经的青春岁月。

一个手风琴，一把二胡，一只笛子，唱得激越、投入，我也随了进去。眼前仿佛当年知青的宣传队。说来也怪，对那个时代，同龄人一般很不愿意回顾，但对那个时代的歌曲又几乎都有一种难舍的亲密。  

那个时代尽管迷信、扭曲、偏执，但也有理想、追求、付出。这歌声抒发的不仅是青春已逝的怅惘，更有一种对昔日追求理想，单纯热情的回忆。

而昔日的单纯热情对今日难道就毫无意义？

附大观楼长联：

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芒芒空阔无边。看：东骧神骏，西翥灵仪，北走蜿蜒，南翔缟素。高人韵士何妨选胜登临。趁蟹屿螺洲，梳裹就风鬟雾鬓；更苯天苇地，点缀些翠羽丹霞，莫孤负：四围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 　　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

滇北不能去，索性转向西，再走瑞丽。

滇西北属横断山区，金沙江从这里转向东，澜沧江、怒江从这里流向南。两条大峡谷，从滇西北经滇南直抵老挝、缅甸。

滇西知名度高，不是因为风光。是因为这里，在抗日战争中，有一条著名的滇缅公路，有一支美国来的“飞虎队”，有一支令日军丧胆的远征军。

但我最早知道滇西，是在文革。1968年11月我们刚抵昆明，满大街贴着打倒“滇西挺进纵队”的大标语。

文革中的云南，混乱的出奇。不仅是内乱，对外和美军、缅甸政府军也打得昏天黑地。打开地图，从东向西。云南东部毗邻越南，那里正在抗美援越，解放军穿着越南军服和美军对抗，知青也有介入。东南，是我们所在的西双版纳，连接“胡志明小道”。从那里可以直接走进南越，大部队成建制的出击。西南毗邻缅甸“缅共解放区”。那里更乱，缅共、毒枭、国民党残余，搅在一起。国家也因此有“边民援缅政策”，瑞丽有缅共后勤基地。那时有很多知青响应，参加缅共，“为解放全人类”前赴后继。

再看看国内毗邻的四省：四川，仅“成都产业工人战斗军”，1967年爆发的“五•六”事件，就有数千人武斗，上十万人围观。五月六日一天，就战死数十人，受伤2000人以上。记得67年2月我们串联经过成都 。城区拉着铁丝网，架着机枪，堡垒对立。当时就听说，不仅有轻武器，军工厂开出了坦克。

再看看重庆，1967至1968年一年时间，见于官方记载的武斗就有31次；动用枪炮、坦克、炮船等军械兵器24次，645人死亡。也因此有了著名的“红卫兵陵园”。 

再看看贵州，1967一年，夺权反夺权打得热火朝天。仅铜仁“5·29”武斗事件，一天死亡人数就不少于200人。

最严重是广西，“太平天国”的故地，仅1966年到1967年一年，武斗、私刑、直接屠杀，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就有10-15万。手段残忍，被称为“广西大屠杀”。

如此混乱，必然波及云南。首先爆发在眼前的滇西。文革，凡在云南生活过的人，无不知道“滇挺”。其实那是一批为支援越南，在云南修建国防公路，按军队编制，成建制的山东、河南民工。 

1968年1月10日，山东来云南的工程第八团77人，从昆明出发前往下关，接回该团武斗中被围困的600多人，到达后卷入当地两派武斗，互有伤亡。当地驻军党委，给工八团扣上‘滇西挺进纵队’的帽子，（据以后查证，工八团从未使用过这个名称），强加莫须有的‘罪行’，上报昆明军区。

1月21日，工八团驻下关的全部人员700多人，携带武器离开下关返回昆明。1月27日，工八团途经一平浪矿区，被部队围歼。打死工八团成员184人，当地群众和煤矿职工59人。

2月13日，康生、江青在北京接见云南赴京代表，宣布工八团为‘反革命匪帮’。此后，在1968年将近一年的时间内，军内外不断举办‘反革命政治武装土匪滇西挺进纵队罪行展览’，在‘划线站队’和‘清队’中，又掀起了抓‘滇挺分子’的高潮。 一大批干部群众遭受迫害。仅大理州统计，在追查‘滇挺’分子中，干部、群众被打死、逼死700多人，被打伤致残2000多人，受株连的达10万之众。滇挺事件9个月后，我们来到昆明。

其实文革期间在西南地区，到底迫害死多少人，无从统计。80年代清理文革有个大概估计，死亡人数在50万以上。超过一场淮海战役。云南遭到亘古未有的浩劫。

旅游怎么谈起了文革？因为我在云南三个年头，都是文革期间。对云南的记忆，就是那场浩劫。况且眼下正走在滇西。

走进滇西，再一个感慨就是滇西变了。

19年前，我从这里走过。滇西不比滇东，山，更高、更险，河，更深、更急。这里很少茂密的植被，阳光下裸露的岩石，更多干热河谷。路旁小村小寨，土墙灰瓦，相当一部分时是草顶木屋。一条低等级公路，暴土扬灰，碎石路面。

 这次再来，凌空穿越着一条高速公路。地形、地貌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村寨更大，更新，更集中。可以看出，这里的发展热度高于滇东南的版纳。沿途可见一系列的工厂，数不清的标语广告，成片的别墅。路边有大幅宣传画，写着“楚雄是浙商最佳投资城市”。

不知是浙江人看中了楚雄还是楚雄人看中了浙江，总之这种专门为浙江人定制的广告，透着楚雄人的精明。浙江富，浙江人精，近几十年的发展，更叫国人侧目。

近20年一直有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之争。苏南模式以集体所有制为主，大体是官督民办，中大型企业。温州模式不同，以个体、家庭所有制为主，小型企业，遍地开花，具有很强的宗法性。

浙江人创业不局限地域，面向世界输出商品，输出劳工。而浙江人最重要的资源就是人。他们不管走到哪里，只要站住脚就把亲戚、朋友带过去，结帮拉派，互相扶植，遍布世界各地。

我在欧洲考察，发现仅一个小小青田县，在欧洲就有4000多家餐馆，而且互通有无，互相支持。这次回来，在版纳大山到处可以看到浙江人的足迹。

两个模式，两种发展，都有中国特色。苏南模式更接近现在，温州模式更接近民国。20年下来，谁优谁劣，没有定论，但楚雄人的标语难道不是很好的说明？

浙江人富，富的“局气”，不仅本地富，还走出去。不仅走到西北、西南，而且走到世界各地。浙江人有眼光，肯冒险。科索沃战争尚未结束，就千里迢迢组织贩运。当欧洲人商量着如何瓜分，重建科索沃市场的时侯，浙江人已经掏走了第一桶金。

浙江人是楚雄人的“偶像”，楚雄人是浙江人的“粉丝”。西部开发叫了近20年，现在，基础设施基本改善，已经走上富裕之路的东南沿海，开始了不动声色的内地投资，梯级开发的设想正在民间悄然实现。

12点，穿过一条3190米的隧道，走进下关。

下关市，滇西重镇，30万人口。距离大理古城15公里，是大理州、大理市政府所在地。

大理市政府设在大理古城15公里外，听着是不是有点奇怪！最难得，这个规划决策始于1955年。

 那又如何？

解放初期，百废待兴。新生政权，雄心勃勃。破旧立新是那时的追求。当此关头能做到：重建新城，发展经济。保留古城，留下历史，岂不是大智大勇！ 

我不知那时，主持这一规划的是何人？也不知在执行中遇到过什么阻拦。总之，我在30年的时间里三次来过这里，尽管大理城的保护存在各种问题，也差强人意。但因为这个规划，把行政、经济、文化的功能从古城剥离了出去，大理城得以完整地保留。为今天的旅游经济打下了基础。

一个城市规划值得如此褒奖？太值得了！因为北京。同一时期，那些主政北京的人没有云南人的智慧。

我小的时候，北京的建设也曾出现过这种大智慧。那时有一种传说，在京西建新城，老北京城保留。那时北京西部公主坟以西就叫“新北京”。可惜，这个称呼没能继续下去。

1949年傅作义将军，为了保护古城，不使北京毁于战火，毅然率部起义。可这大慈大悲，大智大勇终归没能感化愚昧。北京八百年的古城，中华文化的瑰宝，没有毁于战火，却毁于“全盘苏化”的理想追求。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为保留北京古城大声疾呼。林徽因曾对彭真说：五十年后，你们会为拆毁古城后悔。

五十多年过去了，没人作过自我批评，没人承担这份责任，掌权者永远不会有错。

穿过下关，走入怒江干热河谷。这里陡峭，两侧高山几乎垂直壁立。高速路只能错台而筑。单行道，右行道高，左行道低，像两条并行的台阶。车辆分两层相向而驶，向下是奔腾咆哮的怒江。

离高速路不远，有更险峻的滇缅公路遗迹。

1935年，蒋介石政府已经看出，中日终有一战。战端一起，中国军队很难守住东南沿海和内陆平原，战争必将持久。退守西南，以空间换取时间，是抗战的必然选择。为长远计，当时云南省主席龙云提出修筑滇缅公路。经政府筹划，1937年底，国民政府正式组织施工。

当时沿路抽调民工，集20万人。因为青壮男人多已走上前线，筑路大军主要由老人、妇女、儿童组成。历时近一年，不分昼夜施工，死伤无数。1938年8月通车，东起昆明，西至中缅边境畹町，与仰光公路接通，全长963公里。

为了确保战时物资运输，陈嘉庚先生动员南洋华侨，捐钱、捐车。组织了3000华工，参与滇缅公路运输，那时叫南洋机工。抗战八年，他们前赴后继，不舍昼夜的在这大山区运输，支援前线抗战。八年下来，1000多人牺牲，确保了抗日生命线的畅通。我的朋友昆明知青唐幼文，是南洋机工子弟。他的老父亲是南洋机工的领袖。100岁了，依然健旺。我们这次来，他告诉我，老人有统计，到现在，全世界健在的南洋机工还有12人，国内7人，国外5人。我在昆明遇见的董赞贤老人的丈夫也曾经是这支运输大军的一员。

抗战期间，日军一度占领滇西腾冲，攻到怒江峡谷。中国军队依靠这条公路英勇阻击。再后来的远征军大反攻，这条公路也发挥了重大作用。这里的山水，这条残存的滇缅公路，是大后方人民不屈的见证，他们为保卫大中华立下了不世之功。

值得庆幸的是，抗战胜利60年，高速路已修到保山，连接缅甸已为时不远。这条大动脉，不仅使中国在印度洋有了出海口，而且避开了中东石油到中国必须经过的马六甲海峡，为中国的战略安全增加了保障。今非昔比，往日已矣，我们可以告慰南洋机工，告慰修筑滇缅公路的前辈英烈。

18点赶到怒江东风桥，安顿下和小耿来到江边。

江边有“二九”餐馆，一家傣族姐弟经营。弟弟就叫“二九”，听他说：家里除了餐馆，还有果园、菜地。种了很多荔枝、白枣，龙眼，生活过得不错。他说，感谢政府，这几年开展旅游，生意红火，挣了不少钱。可他不理解，为什么要把傣族的泼水节推迟到5月初和景波族的“木脑节”一同过。

这里是德宏傣族、景波族自治州。也许是为了旅游，当地政府把两个民族的节日和二为一。我刚从版纳归来，那里已经过了泼水节，这里还没过。难怪“二九”恼火。他说“都是你们大汉族闹的。”

“二九”在卖虎头鱼，胖头胖脑，无鳞，金色的肉，140元一斤。他告诉我，“这种鱼是怒江这一江段的特产，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我们这最便宜，腾冲要250元。”我问他，你知道是保护动物为什么还卖？没人管吗？他说，这一条江都在卖。从来就是这样。保护是这几年的事情。公家管不过来。

想想，其实中国的事情很难说清。从官场到民间，说和做一向是分离的。西方人的道德源自基督教，是敬畏上帝的 “罪感道德”，是面对上帝的自律。中国人不然，没有宗教。道德自律是人对人的监督，是世俗文化的“耻感道德“。只要不被人知道，不丢“面子”，道德就没有约束力。保护动物自然只是说说。问题不在于言行不一，而是言行不一已渗入单纯淳朴的傣族同胞。

昨晚夜宿江边小寨“莫卡”。莫卡太小，旅游地图找不到。可就是这个太小的傣族村寨，晚上却出奇的热闹，旅店前的小楼竟然有卡拉OK，一夜笙歌。

卡拉OK据说源自日本，不知何年何月传到中国。像印度的佛教，到了中国才生根开花。也许中国太缺少大众娱乐；也许中国百姓太难以表现自我；也许中国人有太多的情感需要倾诉。总之唱了起来，唱得昏天黑地，唱的最好的是各级官僚。

有了上行，自然不愁下效。于是，从沿海唱到内地，从官场唱到民间，从城市唱到乡村，终于唱到这滚滚怒江峡谷的傣族村落。 

一夜无眠，清晨逃之夭夭。加油，怪事来了。加油站，看上去很简陋，93#油5.80元一公升，觉着有些不对。我们去年在青海玉树因为加错油吃过大亏。问加油站“是否中国石油？”加油师傅竟满不在乎地告诉我们：“这是村里自办的”。可标识和广告明明写着“中国石油”。  

去年我们在青海玉树，有很多加油站用“中华石油”“中原石油”“中兴石油”的名字，鱼目混珠。但那毕竟是“混珠”，这里可好，直接套用。

商标侵权和知识侵权在中国已是遍地开花。一个产品出了名，马上就会有假造，一个作品出了名，马上就会有仿冒。这种风气近几年越演越盛，以致电视台有专门的模仿秀，并举行全国性大赛。这几年，此风不仅殃及国内，而且出口转内销，波及诸多国际品牌。特别技术侵权，官司不断。

有一种主流解释，仿造在发展中国家不可避免，并举例日本、台湾、港澳。可仿造和造假是否一个概念？商标和技术使用难道没有合法渠道？

 中国人大多有两套价值，所谓“当面教子，背后教妻”。这种文化在传统官场更是普遍。解放以来，“马屁文化”、“造假文化”经过“反右”、“大跃进”、在文革达到顶峰，林彪概括为“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中国想办“大事”的人多。

怒江州是傈僳族、怒族自治州，少数民族聚集。四个县，三个散在怒江边，人均农田也就一亩多。怒江大峡谷一侧怒山，一侧高黎贡山，落差悬殊，山势陡峭，典型的干热河谷。沿江有限的一点河滩地，稍微宽点就有村寨，土地利用率极高。

这里田少人多，百姓上山开荒。山陡，修不成梯田，只是斜斜的挂着，游客戏称“大字报田”。山上没水，只能靠天吃饭，产量很低。就是这样，近年也在蔓延。不少地方开荒已侵及山顶，高山植被大量破坏。

这里傈僳族占人口85%，可依我的眼光和汉族差不多。一个傈僳族副县长告诉我，傈僳族有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文字，自己的历史，自己的生活方式。可随着改革开放，与外界交流。自己的语言除了大山区的老人，已很少有人使用；自己的文字也基本失传；自己的历史，年轻人很少知道。这里的百姓学习汉族，大多种植热带经济作物。山坡、河谷种满：橡胶、咖啡、毛竹、荔枝。这里的剑麻一蓬蓬、一簇簇立在江边，抽出来的心有三米多高，白花花一线。

眼下正值旱季尾，江水下落，巨大的江心石露出水面。激流翻卷，白浪滔天。江边，雄歭千年的古榕树。最难的，高大的攀枝花，沿江盛开，层层叠叠，红云朵朵。

 今天逢周六，百姓赶集。大点的村镇，村民把自家的收获摆出售卖。也有众多的小贩，把山外的商品贩运进山。集市热闹，路边各式各样的小摊，来往车辆堵成一团。

下车看看，还真有特色，这里有：山龟、蜂房、四脚蛇、松鼠肉。商品的价钱也奇特：香蕉一斤才5角钱，土豆一斤却要7角，西红柿一斤3角钱，卷心菜一斤2角钱，鸡蛋一斤7角钱，辣椒一斤却要2块。不知怎么定的价，三斤鸡蛋才值一斤辣椒。 

14点赶到六库。六库古称“泸水”，也叫“弱水”。《三国演义》有记载：泸水弱不浮物，诸葛亮以面粉做人头祭天，渡江。真到现场看：怒江不是“弱不浮物“，也没什么特殊，实在是因为江流太急，漩涡太多，古时木船竹筏很难通过。 

眼下六库已是一个近10万人口的现代城镇。城区分散在怒江两侧，以桥沟通。这里旅游经济发达，旅店众多。江边小山，一尊金妆大佛。

一段故事。1992年台湾佛教徒陈士华先生考察怒江峡谷，走到龟云山。见山奇水秀，民风淳朴，雾霭云蒸，遂发宏愿投资建寺院，取名“灵山寺“。1997年山顶观音大士佛像落成。

龟云山不高，夹在一条小河和怒江的汇合处，跨索桥进入。过桥，登石阶，曲折攀援二百级有山门。寺庙依山而建，分为三阶。

第一阶，大雄宝殿，供奉释迦牟尼本佛。左有药师佛，右有阿弥陀佛，2米多高，描金镂银，玉石雕刻。奇怪的是，药师佛左侧是老子李耳，阿弥陀佛右侧是孔子仲尼。一座大殿五尊像，平起平坐。

横断山区本就是多民族、多文化的地区，三教合一并不新鲜。我在香格里拉和西双版纳都曾见过。但大多诸神、诸佛、各居各殿，很难见到一字并肩，同享一炉香火。看来这位陈先生不仅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还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尊崇者。

第二阶供奉的大肚弥勒。这个大肚能容，笑口常开的布袋和尚。是中华文化改造佛教的结果。他的座下题词“得大自在”。真是经典论述。不“得大”何以自在？不“得大”何以能从小我解脱？“大”是人生境界，能“大”才会有人性的解放。 

最上层是观音大士，灵山寺的主佛。金妆，坐在龟云山巅，十数米高，雍容华贵，法象慈和，在六库任何一个角落都能看到。

观音，在中国人心中有一种母亲式的亲和。

观音分管的事多。娶妻、生子、治病、救灾，中国人重视家庭，观音地位就格外显耀。 

上得山巅，淡云轻飞，佛经唱晚。两山相对，村寨相望。现代的繁华，中世纪的古朴，顺山势编织着多元的文化。

  45 走向丙中洛       2008年4月20日      

“丙中落”，云南通藏南的门槛，三江并流的最西段。2008年以前，沿怒江只有一条小路，每年只在旱季有几天通车。2010年以后，公路修通，沿怒江可直抵藏南察隅。成了三江并流旅游的热门地段。

我知道“丙中落”源于2004年的旅游。那次我们到了澜沧江峡谷德钦。藏民告诉我，翻过对面的梅里雪山是怒江，那里有个“丙中落”。那次是三月底，怒江峡谷大雪封山，我记住了“丙中落”。

六库到丙中落300公里，是我旅游三江并流唯一没有走通的路段。一早，8点出发。

沿怒江北上。峡谷太深，已经9点看不到太阳；公路太窄，车轮几乎压着江沿。

怒江州1·4万平方公里，50万人口，平均每平方公里不到40人，地广人稀。不尽然！1·4万平方公里，绝大部分是高山峡谷，可耕农田不到4%，百姓逐土而居。河谷里有数的农田，集中着80%的人口，平均每人也就一亩耕地。多数还是小块地、沿江分布，只能靠牛耕人犁。 

明白了吧！地广是地广，可单位面积不一定人稀。这里，三里不同音，五里不同俗，垂直分布上千米，人口分布有很大差异，高山人口稀少，河滩村寨密集。 

这里民族多，到底有多少？当地人也说不清。只说是中国民族最多的地区。听听自治州的名字：怒江傈僳族、怒族自治州。傈僳族是这里的主体，25万人口，占48%；怒族人口不足5万人，其它，普米族，独龙族、白族、虎族、藏族，据说有20多个民族。这里的山区很大一部分还没通电，相当的村寨只通沙石小路。也不奇怪，千百年的民族冲突。人口越少的民族越被驱逐，有的民族至今躲在大山。外人很难看见。

 9点半到“腊玛登”景区。“腊玛登”傈僳语，“虎跳石”。这里地形：两侧高山垂直，挤向河谷。一条百米落差，不足10公里长的峡谷，最窄处，江面不过十几米。怒江冲到这里挤成一线，奔腾咆哮，水雾喧腾，恍惚置身瀑布之巅。

 这里有传说：很久以前，年轻王子受魔魇，变成一只老虎，因为爱上对岸的姑娘，奋力踏江心巨石过江。天神感其情深，解除魔魇，与姑娘结为百年之好。其后人就是现在的虎族。 

12点20到“雅哈巴”，傈僳语“石月亮”。此地人称三江圣地，傈粟之根。何以如此称呼？因为从这里远望，高黎贡山千米峰顶，绝壁之上有一个透明的石洞，圆如满月，人称“石月亮”。

一个卖纪念品的傈僳族小姑娘告诉我，“石月亮”是傈僳族的发源地。传说：怒江龙女爱上凡间小伙，龙王怒，掀动狂涛，二人架舟奔逃，被岩峰阻挡，危急之际，龙女射出神箭，洞穿壁崖，飘然而去。就有了“石月亮”，龙女的后人就是傈僳族。

小姑娘告诉我，她小学毕业，无地可种，无事可做，自己跑到这里卖纪念品，接待游客。她说，这里地少人多，搞旅游是他们唯一的谋生手段。她说，有了这条公路就好了，外面的人能进来，我们的日子就好过。

怒江峡谷民族多，宗教也多。百姓的信仰以六库为界，下游以佛教为主，上游则是基督教的领地。走在这一带，村落几乎都能看到基督教堂。

基督教在中国有多大影响，是个谜。我曾和一位教会的朋友探讨，他告诉我：基督教在中国大约有7000万教众，分散在全国各地，以东南沿海最多。大多是未经政府批准的家庭教会。

这里十九世纪初，法国天主教会就派来传教士，已有200多年。1949年以后，外国传教士被驱逐。但教民并没因为神父的离去放弃信仰，教会一直在地下活动。文革后，压力减轻，发展迅速。

路过“齐郎当”小村，我走进这里的教堂。很小，也就一间教室大小。向当地人打听，竟然有“神父”，登门拜访。说是神父，很勉强。一个40多岁的傈僳族汉子，勉强能说普通话，也知道沏茶待客。他告诉我，他是1994年受洗，教友推荐他管理教堂，已经管理了八年。他说，他只是拿钥匙，每逢礼拜日，打扫卫生，招呼信徒。他的主要工作是和县城的神父联系。有时南京神学院也会派人来传教。这个村有村民200人，40多教众。

我搞不清法国教会何以能在200年前找到这里？而且能在这封闭落后的山区传教？更搞不清，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教育，刚放松压力，基督教何以就普遍复兴？

这里还非常贫穷。就说眼前这个“兼职神甫”。三间房，除了床，只有几只小板凳，家徒四壁。五口人，三个孩子，一子两女。大男孩17岁，在外打工补贴家里，两个女儿在家读书。这里穷，政府免了学费，但每年还要交250元的柴火费，30元保险费。他说，供孩子上学很困难。他有六亩田，收的粮食勉强糊口。有些山地，去年，退耕还林，已被政府收回。收回一亩山地补偿240元，就是他去年全部的现金收入。  

掀开火塘上的锅盖，蚕豆饭，加了点油菜，黑糊糊的没有油腥。我问他今后怎么办，他说不出个所以然，只说打工。他听说要加宽公路，会用民工，他和儿子准备去。他还告诉我，他现在的房子是政府帮助盖的，原来的老房子在上边，前年被泥石流掩埋，还死了五个人。

这里的百姓，田地太少，又无从扩大；山上的树也基本砍光。最要命，大多没有受教育机会，也不会说汉话，无法融入外面社会。

我理解了，为什么当地官员为怒江水利梯级开发那么卖力，为什么在遭到全国人大否决之后，仍然苦苦争取。

因为眼前的这条怒江，几乎就是当地百姓唯一的资源。可怒江筑起大坝也就不再是怒江，三江并流的自然遗产也就不再是遗产。我在横断山区走过几次，深以为要保留香格里拉的原生态，唯有把人迁出去。但以中国之大，人口之密，又能迁到哪里？

 46  怒江峡谷   4月21日        

一早，顶着薄雾，走进怒江峡谷。去哪？藏南。

丙中落是云南通向藏南的门槛。2008年，从丙中洛沿怒江走向藏南，只有一条半山上开凿的小路。路太小，既不是省道，也不是县道，甚至大多数地图找不到，就是本地的大号地图也不过一条虚线。 

 车到“秋那桶”村，上午8点半，有边境民警登记。从这里向西，已走出云南。再向西30公里就是西藏的察隅，一片中印接壤的山区。

至此，旅游路中断，沿小路攀行。这是一条陡峭的峡谷。外临激流，内靠绝壁，遍地碎石，坑洼的路面。小耿小心翼翼行车。山在明显上升。越开越窄，越开越陡。低头俯瞰，怒江峡谷一道激流。抬头仰望，碧罗雪山衬着蓝天，最醒目，对面山崖，一条条白练似的瀑布，水流轰鸣震荡着山谷。 

走走停停，寻寻觅觅，沿途有几处放弃的木屋。有放养牲畜的围栏。好容易敲开一家门户，是个妇女，却一句汉话不懂。

看看，木屋坐落江边，有钢索通向对岸。江面窄，也就二三十米，套上溜索一滑就到对岸。对岸山上有人犁田，呼喊，听不清，互相招招手，算是见面。

又走了半小时，遇见一个傈僳族汉子。打听地名，告诉我们：这里叫“那恰罗”，前面就是察隅的地面。前两天那边发生泥石流，道路中断。什么时候通车？说不清。

无奈，只得回程。这下成全我们走进雾里村。

 走进雾里不易。要绕行上游三里，过一座桥，再走山崖小道。路窄，仅可马帮通行，有一段凿在半山，像钻一条敞开的山洞，脚底白浪翻卷。

这是一路见到的最集中、最漂亮的村寨。旅游公路尚未修通，没电，没手机信号，一个真正的世外桃源。

“雾里”，分散着20几户人家。一面斜坡，长满茂密的毛竹。青稞正灌浆，绿茵茵、毛茸茸，一条山溪穿出。

听到“丁丁”的斧凿声，循声过去，一个40岁左右的中年汉子正在盖房。一根烟拉起家常：这是一户怒族家庭，主人姓李，全家五口人，妻子、两个儿子和哥哥。

小李的哥哥不懂汉语，40多岁，穿着一件旧军服。蓬头垢面，蹲在地上，闷头吸烟。小李说，他的哥哥还没结婚，家穷，讨不起老婆。

小李精干，会说汉话。听他讲：雾里只有两户傈僳族人家，剩下都是怒族。村民靠种田谋生，但田地少，每人也就一亩。而且是沙质地，存不下水，种不成水稻。

这里水源丰富，但没有灌溉设施，靠天吃饭。年成好时，一季能打200斤青稞，秋后还能收400斤苞谷，勉强温饱。

前几年还能采摘、贩卖些草药、山货。这几年取消了统购统销，山货全靠散商收购。现在散商很少进山，卖草药要背到10里外的丙中洛。收购价很低，忍痛贱价出让，还不够工本。山民也没了兴趣。  

养牲畜可以赚钱，但要有劳力。这里山野，有狼、狗熊，又不许打猎，牲畜经常丢失。

过去还可以砍些林木卖钱，如今封山禁伐，自己用料也要乡里批准。前几年在山上还可以开些荒地。现在退耕还林，全部放弃。听说政府会給补贴，可直到现在，一分钱没有。（我在来的路上听说，县城附近的村寨大都给了补贴。）

无奈出去打工，没手艺，没文化，语言不通。小李就曾经两次上当。说好年底结工钱，可干了一年，年底找不到老板。

小李还是有收获的，在县城打工六年，钱没挣到，可学会了汉语，长了见识，学了木匠手艺。他想学乡里的汉人，在“雾里”开发旅游。他说：“雾里”很美，办旅游有前途。可他没有本钱，也没有关系。他告诉我，镇上的旅馆、饭店，都是乡干部和外地汉人联手组建。

但他不想放弃，他认为旅游可以赚钱，而且公路就要修到村口。他说，路通了，游客就可以住到村里，他盖起了现在这座小屋。可村里盖房不容易。他想用便宜点的石棉瓦材料，可乡里不允许。只能按乡里要求盖原木、石板顶的房屋。说是为的统一旅游景观。他有些泄气。他想挣钱，又没门路。他看到外面的世界在变，但看不到自己的前途。

我跟他说，要培养孩子读书，将来走出大山。小李告诉我，村里原有一个小学校，前几年，村干部把学校卖了。如今孩子们上学要到六里路外的“秋那桶”，每天往返，上学很难。上中学要到60公里外的县城。这里的孩子基本都只读完小学。

他的两个儿子，都是十几岁的青年，读完小学考不上中学，在家赋闲，无事可做，整日打牌、喝酒，看上去很懒散。

这里已没有多余的土地，可这里的人又只能靠土地生存。政府不许山民砍树，开荒，不许筑坝发电，一心保持“原生态”，发展旅游。可山民不这样想，只要山民的生活还无出路，生态问题就解决不了。上午我们走进“那恰罗”，那里有很多偷伐的原木，就是最好的证明。

几年来，我在西南大山区行走，深知中国西南农村的贫困。这里，经过50年社会主义改造。民国时期形成的社会结构早已松散；教会建立的学校关门，传教士引入的葡萄酒酿造经济中断。好容易盼来改革开放，可山民却被甩到了边缘。就说旅游，本是当地最有发展前景的资源，却被官员垄断，与小李这样的底层村民无缘。

改革开放30年，国家经济实力增长8倍。但遗憾的是，经济的高速发展没有惠及山民。他们既没资本积累（土地市场化），也无最基本的技能培训。就是走进城市，也避免不了对“低端人口”的排斥。山民一没资本，二没技术，三没保障，他们还没有最基本的人权。 

值得庆幸的是，公路就要修通，山区就要通电。电视、网络很快会链接，山区注定要变。这里的青年，特别是男性青年大多已会说汉话。已经看到外面的世界，青年人的眼界正在拓宽。

我们来游“世外桃源”，可“桃源”里的人却不想在“世外”，他们想“入世”，想挣钱。小李非常无奈地对我说：“我们想出去，可哪里要我们？”

     最后补充一句，这篇游记是2008年的记忆。到2015年，丙中落到西藏察隅的公路（丙察察线）已经通车，2017年铺上了柏油。已经升级为国家二级公路。

丙中洛美，特别在夜间。

昨晚10点，一轮圆月升起东山，夜幕中，洒下银光一片。窗外蓝盈盈的梯田，忍不住拉上小耿来到怒江边。

这是那种最美丽的月亮，圆得没有一点缺憾。月光清澈澄明，淹没了群星，俯照着山川。站上高坎，眼前，梯田一面斜坡，从贡山倾向怒山。夜色中，层叠的水面。月光在那里徘徊，凄冷明艳。梯田尽头有白塔，点点清辉，鱼鳞一样的屋顶石板。身后是小镇，小镇身后一座雪山，星光下一派青蓝。明月从怒山背后升起，山影曲折蜿蜒。隐隐的蜿蜒深处，涛声一片。

清晨8点半，走回头路，翻高黎贡山直奔片马口岸。

怒江全长3240公里，1/3在缅甸。分为十几个流段，有十几个名称。真正称为怒江仅在云南丙中落到六库一段。这一段全长300公里。是仅次于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的世界第二长大峡谷；而且最大落差3500米，平均落差2000米以上，是仅次于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的世界第二深大峡谷。两个世界第二加在一起，就有了世界最美的峡谷高山。给你一组数字：300公里流域，海拔4000米以上雪山20座；江流72拐，落差2000米以上。想想看：该是何等的雄奇壮观！

昨天我们在怒江上游，谷深水窄，山民散落怒江两岸。几乎两三户人家就有溜索。这里是下游，江面开阔，溜索更粗，更完善，有专门的溜索渡口。这里的怒族人，往往是两人一组，相对而挂，从江岸高台滑出，百米江面，悬高几十米。身下江水奔腾，钢索上下颤动。顺索溜出去，速度很快，渐溜渐远，很有一番气象。  

走出怒江，山越走越低，谷越走越宽，村寨越来越密。17点，翻高黎贡山，走向片马口岸。高黎贡山是中国与缅甸、印度的界山。片马地处高黎贡山西坡，南丝绸之路从这里穿过，是滇西南对外开放的口岸。这里贸易以木材为主，最兴隆时，人口达到五万，号称“”小香港“。也难怪，”片马”一词来自景颇语，意为”木材堆积的地方”。 

说是口岸，想象交通一定顺畅。不然，这里的翻山公路并不理想。山顶，有一段狭窄的碎石路，仅够两车相会，坑坑洼洼的路面。

高黎贡山植被，明显比怒山茂密。40分钟开车攀援，从亚热带干热河谷走进温带针叶雨林。垭口有大片的箭竹，这里是小熊猫自然保护区。

 6点10分走进片马口岸。想象着商铺林立，彩旗招展，人头攒动。不然，很大的停车场，很有规模的红灯区；只是人影稀疏，问问，人口不到三千。人呢？

放下行李，到街上吃饭，打听才知：这里前几年热闹，主要是做木材生意。缅甸硬木多，中国需求大。

怎么就萧条了？

边境对面是克钦独立军的根据地。克钦族就是中国的景波族，上世纪60年代被中国政府划给缅甸。他们不接受，坚持武装独立。与外界交流全靠中国这边，能与中国交换的唯有木料。

据当地人讲，前几年，这里长期住着大量的内地商贩。口岸堆满硬木，每天有数不清的载重卡车。商贩多，司机多，也招得“小姐多”。对面的缅甸村镇，有专门为中国商人开的赌场、妓院，到了夜晚，酒店、歌厅笙歌一片。

这几年，中国政府改变外交政策，克钦军失去依靠，与缅甸政府妥协。国家统一，热带雨林受到保护，边贸也就走到了头。眼下的片马，还剩有限的木料加工，少量的走私。木料没了，商人没了，汽车没了，司机也没了，小姐自然也没了，一片萧然。

 我们在吃饭，马上围上来一群推销旅游的小贩。他们说可以走小路去缅甸赌场。小路武警不设防，有专门的接送车辆。“娱乐城”仍在，缅甸的姑娘漂亮。

        中国的狎妓文化，博大精深，历史悠久。50年代一度绝迹，直到近十年才又悄然兴起。可兴起的不够光明正大，偷偷摸摸。官方主流意识形态向左，就大力扫黄；官方主流意识形态向右，就妓院林立。风流才女、绝代佳人隐藏的很深，满街跑着低俗的“小鸡”。

走进当地“娱乐城”。这里与内地有差异。内地妓院大都以桑拿浴、洗脚城为掩护。一座建筑，一家投资，一人管理。妓女有“妈妈桑”统领，内部有较强的组织纪律，较强的统合和应变能力。

这里不同，是真正的妓院城。一个建筑群，一条类似胡同的“天井”，“天井”四周很多小楼，挂着旅店的标记。底商有酒吧、舞场、歌厅、浴池。舞场播放着歌曲。小姑娘们在昏暗的灯光下晃来晃去。这里没有统一管理，更像个自由市场。小门小户分散独立。小姐不像“职工”，更像是客串的票友，自己租房，自己装潢，自己谈生意。这些姑娘年龄不大，浓妆艳抹，矮小玲珑，看上去大多像本地人。

眼下旅游人少，生意清淡，舞厅没有客人。问如何消费？小姐毫无顾忌地报价：“打一炮50元，过夜留宿统加200 元，单住40元。”如此价钱，一时愕然，眼看姑娘们围了上来，夺路逃之夭夭。

有一点独特，这里的餐馆、旅店、服务设施、大多为浙江、福建人投资，就是出租车这类小买卖，也是本省大理、保山人包揽。本地人，基本是少数民族，没见到独立开业。

清晨的片马，一派寂静。这里有一条不宽的街道，也许有三四十家商铺，已经上午十点，没一家营业。能想像吗？两年前，这里还被称为滇西小香港，一派繁荣。

其实，片马只是一个行政镇，下辖四个行政村，分布在30公里的国境线。村民大都是傈僳族，绝大多数谋生靠种田。镇上的生意人，都来自外地。眼下封山，木料生意停禁，只有部分钼矿、铅锌矿石进口。边民两边都有亲戚，边境管理松散，自由出入。

我们遇见五个来自昆明的老人，他们在海关有熟人，昨晚由边防武警陪同到对面缅甸赌场猎奇。他们说：那里的赌场人很少，都是本地人，冷冷清清。红灯区也是人去楼空，破破烂烂，比这边还差。有意思的是，我们聊天的路边，灯柱上贴着《关于严厉禁止边境赌博违法犯罪活动的通告》。其中第二条更明确规定：“严禁中国公民出境参加赌博违法犯罪活动。”可你看看电信宾馆门前，停着一溜蹦蹦车，招揽着去缅甸的赌客。

   我们来到边防站。一片很漂亮的营区。我向执勤战士出示了“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证”。表示想去口岸看看。部队很客气，听说两个老人想去边境观光，一个上尉干部主动陪同。

边境，中国口岸和缅甸口岸隔着一片广场。广场正中中缅边境16号界碑。那个上尉告诉我：对面村庄都是中国人，也说汉话，也过中国的春节、端午，也流通人民币。从现在边境深入缅甸方向90公里，仍有清朝政府立的界碑。 

他说，中缅边境是个说不清的事情。这里多为深山老林。最主要，历史上当地的土司，很多既接受中国皇帝的册封，也接受缅甸王朝的册封。地位本来就说不清，疆界自然混乱。

20世纪初，英国人殖民缅甸，缅甸有了近代国家形式，正式向清政府提出划分边境谈判。当时清政府无人接应，英国殖民政府单方以高黎贡山主脉划界，把清政府的传统边界向后推了上百公里。并于1900年到1910年派兵驻守，强行占领片马地区。

当地清政府驻军守土有责，联合傈僳族土司与英军开战。清军统领殉国，傈僳族土司组织“蓑衣兵”顽强抵抗，历时十年。英国殖民政府被迫后退，承认片马、古浪、岗房属中国领土。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云南片马抗英战争。这是近代抵抗列强入侵的少数胜利之一。为此，这里树立了一座抗英纪念碑，一座纪念馆。

二战后，英国从缅甸撤军。缅甸人继承了英国人的衣钵，对外声称，继续沿用英国殖民者单方划定的边境。事实上，那时，这一带为国民党残部李弥军占有，缅甸政府并未有效管理。中缅边境无法划分。

1954年，在联合国压力下，李弥军队撤往台湾。1960年4月，周总理访问缅甸。签订了“中缅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与“中缅两国边界问题协定”。把中缅边境北区（江心坡）和南区（果敢地区），大片土地移交给缅甸。只有片马地区，因为抗英斗争历史，得以保留。其余都按高黎贡山主脉划线。中缅之间1909平方公里的争议面积，中国最后只得到18％的争议领土。

那个上尉告诉我，1960年以来，对面的景波族一直不承认缅甸政府。长期坚持独立，一度成为与缅共、中国国军残余部队、互为支撑的地方割据势力。文革后，国家放弃支持缅共政策，承认缅甸军政府。边境冲突才得以平息。眼下，单从文化看，这一带，包括缅甸的克钦邦，掸邦都属中华文化圈。当地的景波族、傣族也都自认为是中国人。

离开国门，告别老兵，沿边境公路上行，走进一个只有一个老人的边境贸易检查站。老人傈僳族，1950年出生，已退休5年，曾任片马镇副书记。退休后，经镇政府批准来此地守护。他在公路上设立一个栏杆，检查来往车辆。职责是防止边境走私木材。老人很认真，虽然退休，仍不放弃责任。他的家就在附近的村寨，他说，现在检查站就是他的家。  

听他讲：这里几十年来一直很乱。缅共人民军在这里一直和缅甸政府军打仗。文化大革命，不少年轻人跑过去参加缅共。打败了就跑到中国境内躲藏，这一带都住过他们的部队。文革中一支缅共军队在他们寨子里住了半年。又偷又抢，祸害百姓，简直就是土匪，百姓不得安生。可政府不让赶他们走，给他们帮助。

后来，他们又自己分裂，成立了客钦新民主军，自己人互相打。直到文革结束。中国政府不帮助他们了，他们开始和缅甸政府谈判。现在好了，缅共没了，克钦军也谈判了，不打仗了，百姓可以做生意，生活开始安逸。

对缅共，我年少时在西双版纳插队就听说。也曾一度千里投军。半个世纪过去，回首往事：深感那时幼稚，根本不了解缅共。我为那次“投军”失败感到庆幸。

片马在衰落，可片马有一处冉冉新升的纪念景观，“驼峰纪念馆”。我以为应该叫“飞虎队纪念馆”。“飞虎队”全称“美国志愿航空队”，真正的美国“志愿军”，是后来抗战期间“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的前身。

为什么我以为应该改为“飞虎队纪念馆”？因为中国至今没有一处“飞虎队纪念馆”。而“飞虎队”在抗战期间，不仅是打击日寇的利器，更是美国人民与中国人民并肩抗日的象征，中国现代空军的孵化器。

不是夸张，是真实的历史，那一代人的心愿！

无需赘言，二战以后中美关系分分合合，拐了一个很大的弯，至今仍很艰难。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年轻人不知道“飞虎队”，不知道“远征军”，不知道美国曾经是我们的盟国，为中国抗战做出过巨大贡献。

不奇怪！我在2009年写这篇游记时。中国大陆几乎没有对“飞虎队”、“中国远征军”的正面报道，更别提电影，电视剧。有限的专著，发行量很少。年轻人的共识：“飞虎队”是中共领导的“铁道游击队”；“中美合作所”是美帝国主义帮助“国民党”迫害革命烈士的帮凶。唯一与“飞虎队”有关系的纪念馆，还建在巍巍高黎贡山以南的“片马”小镇，偏远的不能再偏远。

就说我们来时经过的怒江“惠通桥”。那是怒江战役的发生地，中国抗战的转折点。有着太多可歌可泣的记忆，却既无一本纪念的书籍，也无一处纪念的场馆。我知道怒江战役，是1991年滇西旅游，当地老百姓告诉我：“日本人每年有人来这里烧香祭奠”。

“飞虎队”故事太多，太悲壮，太传奇，一篇游记无从记述。

但有两点中国人应该记住：

第一，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同月美国退役军人陈纳德受宋美龄委托，在昆明市郊组建航校，以美军标准训练中国空军。并于1941年，组建“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请记住，是美国退役军人志愿参加中国空军。因其队徽插翅飞虎，被称为 “飞虎队”。

第二，抗战期间，不说贡献大小，不说战争艰苦，也不说飞机损失，仅飞行员美军就牺牲了2186名。说中美人民的友谊是鲜血凝成，不过分吧！这就是证明。

我曾经看过这样一个场景：武汉会战，中国空军和日本空军在武汉上空缠斗，打得难解难分。武汉市民不躲不避，爬上屋顶挥舞国旗助阵。那就是“飞虎队”培养出来的第一批中国飞行员。一同参加空战的还有美国飞行员。从那以后，长着鲨鱼牙齿的“飞虎队”形象就牢记在那代中国人的心间。

眼前的“驼峰航线纪念馆”。一座1200平米的建筑，中心陈列一架C-53运输机残骸。周边是参与驼峰航线运输，牺牲的中美飞行员事迹展览。

又是一段传奇。

二战期间，日军封锁大后方，一度卡断了滇缅公路。中国内地与世界反法西斯阵营联系中断。中国进入抗战最艰苦时期。那时大后方的抗战支撑，全靠“飞虎队“空运。因为从云南到印度要翻越喜马拉雅山和高黎贡山，两度升降，形同骆驼峰，这条航线被称为驼峰运输线。

这条航线从1942年8月到抗战胜利，共空运了80万吨各种武器、物资，保障了中国战区的战力。期间609架飞机遇难，200多优秀的美国飞行员殉职。

到目前为止，在中国境内找到的飞机残骸就有131架。抗战胜利50年后，1996年在这里深山找到一架残骸，运了出来，一些尚在世的飞虎队员听到消息，纷纷来访，陈纳德将军妻子陈香梅女士捐资和当地政府合作建了这座驼峰纪念馆。

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公平地说，在中国近代史上，帝国主义国家，美国对中国的侵害最少。1900年庚子赔款，中国赔偿美国的份额，美国政府全部用来建设了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余下的设立了“庚子留学基金”，为中国留美学生服务。这个基金至今仍在台湾发挥作用。

抗战期间，美国站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第一线，对中国给予了无私的援助。抗战胜利，首先是因为中国人民和军队的抗战决心和业绩，其次也是因为美国政府的提议和坚持，才使中国成为联合国创始国，并担任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也因此免掉了近代列强加给中国的所有不平等条约，中国人民从此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1949年以后，由于美苏两大阵营的对抗，中国采取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才有了后来的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使中美关系一度对抗，直到上世纪70年代。

我从小在军营里长大，一直受的是仇蒋、仇美教育。上了大学，看到更多历史资料才发现问题并不简单。八年抗战，对于中国人民近百年来最伟大也是最有意义的胜利，我们几乎是选择了有组织、有甄别的集体遗忘。不仅陈列、记录在这里的美军官兵，就连为抗战牺牲的330万国军将士，多数也被有倾向的教育和宣传淹没。

当我们有意忘却历史的时候，又有什么资格指责日本人篡改历史？站在美军飞机残骸前，想到离这里不远的滇缅公路，想到为这片热土出生入死的十几万远征军，想到抗战期间牺牲的330万抗日英烈，想到成千上万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献身的世界各国的热血青年，怎能不感慨良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