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
(一)
清晨五点,坐上黑龙江的河堤。
昨夜11点才黑,对岸俄罗斯境内雷鸣电闪,今晨不到三点又亮了,却找不到太阳,高岗薄雾中几声杜鹃。
看看,对岸俄罗斯境内,完全自然的水面,自然的江堤,自然的天涯芳草,自然的松林峭壁。一眼望去,十数公里一派沉寂,没有一丝人的痕迹。
再看中国境内,江面,几座观光餐厅打着广告,有渔船撒网垂钓。观光码头排列十几艘江轮,水上摩托浮漂。堤岸,一色的水泥护板,错落延伸的建筑正在打造,几座大小不一的广场,连接着一条沿江大道。
一边在大干快上,一边在静静的观瞧,当中,黑龙江不舍昼夜的波涛。
我和天宁兄沿江漫步,这里就像个大工地,虽然才凌晨五点,沿江一线已然开工,水泥搅拌车在大声咆哮。
三年前,这里也在建造,不过是县乡政府的小打小闹。那时也有北极广场,但没有现在的规模。更没这延绵十几里,连接着一片片广场,一尊尊雕塑,一座座牌楼,一方方石碑,一排排建筑的沿江大道。
原来素朴凝重的江堤有了“九龙戏日”,有了“三面观音”,有了背着“乾坤袋”的布袋和尚,有了弥勒佛脚下的“乾隆通宝”(铜钱)。中国人在以自己特有的价值观装饰这十里堤岸,到处可见金钱和代表金钱的吉祥物——元宝。
这里已是省政府的开发重点,省旅游局提出:“南有三亚,北有漠河”的口号。有了如此宏大的目标,自是人多,钱多,热热闹闹。热闹的还有灯杆上的彩旗标语:“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构建和谐美好家园。”“树立婚育新风尚,建立和谐新农村。”……原来计划生育的会议开到了这里,可在这地广人稀,也就千数人的小村,除了享乐,能有什么意义?
(二)
北极村可玩儿得多,但大都是人工建造,没有兴趣,我们拜访了两个人,刘大爷,李冬梅。
刘大爷,76岁,健谈,土生土长的北极村人。老伴儿去世,儿子、孙子住在县城,他舍不得这方土地,一个人留在这里,住着三间凌乱的小屋。
他告诉我,其实这里开发的很早。清末这里发现黄金,来了周围几个国家的淘金人。那时这里就叫漠河,归呼玛县管。满蒙时期,日本人在这里建了发电厂,还有个小飞机场,有个很漂亮的二层小楼,那时叫俱乐部。日本人在这里采矿、伐木,老人说,那时日子好过。后来苏军来了,拆走了发电场。1958年,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水,飞机场冲走了,村子重造。
刘大爷老家在河北献县,1946年出生。上一辈老人逃到这里,小时正赶上解放,那时大家都有组织,社会秩序好,这里富裕。山里有山货,江里有鱼,晚上狍子会跑到屋里。夜不闭户,路不拾遗。那时上中学,要到千里外的呼玛城。
1961年初中毕业,因为父母身体不好,只得还乡。那时初中毕业就算知识分子,到公社当会计。那时的公社大,下辖洛河、北红两个村,相隔着百十公里。太远,照顾不了家,只得又回村种地。
那时这里富裕,地多,每人能有几十亩地,每亩地能收2、3百斤麦子,那时麦子一毛七分钱一斤,冬天还能伐木挣钱,合下来,好的年头一个工能到两块多钱,差的年头也能到一块多。一个壮劳力一个月有五六十元收入,比城里吃商品粮的干部好过得多。
困难时期,这里建林场,河北、山东逃来不少盲流。1966年,我跑回老家河北娶媳妇,我已经去世的老伴当时是纺织工人,有工资,人也漂亮,可愿意到这里当农民,这里能吃饱。文革中一家六口,就我一个劳动力,也还过得去。
文革,阶级斗争,凡在伪满时期工作过的人都要交代,互相揭发,那些揭发都是假话,打死了不少人,很多是很好的干部。
这里有教会,民国时期当地百姓就信教。1991年盖了教堂,信教的有200多。
这十几年,这里变了,人越来越多。1981年,漠河在今天的县城所在地建县,漠河村建乡,2005年改为北极村。
政府号召开发旅游。老村子拆了,有些人家被强制拆了房基地修路,政府不给补偿,打官司。这几年,政府让大家上楼,老百姓不同意。平房,有地有院子,可以盖房接待游客,也可以种菜增加收入。
刘大爷说,他这一辈子,过日子就像个水槽,民国时期好,好吃好喝无忧无虑;50年代下滑,可也吃穿不愁;60年代最差,也还过得去;70年代到了槽底,斗来斗去,看什么都害怕。改革开放才又上升,一年好过一年。这几年的日子最好过。大女儿、二女儿都是我给买的房,每月还有580元退休金。村里到处施工,我身体好,每天还能挣个百十来元。
刘大爷知足,但也有忧虑。他说,如今北极村大发了,成了香饽饽,老百姓的好日子快到头了。眼下,光是兴安岭地区就有30几个林场及相关的处级单位,在这里投资。因为森林保护,日子都不好过,都想在北极村分杯羹,讨口肉。更别提省政府,几乎是在对口盖培训中心。每个单位分一段河堤,盖一所接待处。老百姓哪个也惹不起,哪个也竞争不过,只能靠边挣口粥喝。
告别刘大爷,来到北极广场,我和天宁在找一个人,一个三年前曾向我们控诉乡干部的奇女子——李冬梅。
(江边工地)
三年前也是在这个广场,我们遇见一个在江边卖纪念品的女子。她给我们讲了她的遭遇:李冬梅,也叫李大梅原是本村的村民,很有点自立自强的性格。
2005年,乡里组织北极村改造,涉及拆迁她的住房和卖旅游纪念品小店,乡里承诺,改造后的商业街店面她可以优先选择。为此,她和丈夫临时搬进了一辆大篷车,边经营,边等待。
改造毕,事情有了变化,乡长变了卦。原答应给她的商铺没有兑现,连周转房都没了,李大梅从此走上了上访路。先后找过县工商局长,县长,省工商局长,省纪检委书记,直至找到副省长,可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李大梅有折腾头,不屈不挠,见谁和谁说。我们上次来,还专门看过她的大篷车。中秋,黑龙江畔已是霜雪临门,她们仍住在铁棚的车厢内。
这次来还想找到她,想问问,问题到底解决没有?
还真遇上了,就在北极广场一个茶摊。李大梅曾跟我说过,她不离开这儿,一定要个结果,她还真遵守着自己的承诺。
巧的是,今天不知什么日子,也不知来了谁,广场挤满人,而且有很多当地干部,县土地局长也在坐。
自我介绍,互致寒暄,落座。也许是李大梅告状出了名,干部都认识,也许是看我们满头白发背着照相机,拿着纸笔。总之,土地局长重视了。
李大梅认识土地局长,主动向我们介绍。土地局长不等我们细问,马上说,她的问题由来已久,各级领导都知道,我们会妥善解决。现在是漠河近几年最好的时候,媒体要从大局报导。我们问他的名头,他急忙钻进人群。
他把我们当成了记者。
李大梅告诉我们,问题只解决了一部分,如今有地方住了,可是商铺还没定案,她还在上访中。
我不知怎么安慰她。一片城区的改造,一所房子的拆迁,一个小女人的不大的要求,确实很难被一个如此忙碌,什么都要管的政府重视。可总该有点同情心吧?也许政府有政府的难处,那为什么不去说清,任由苦主上访、告状?不要说百姓的权利能否维护,就是为了政府的面子是否也应早早解决?
可好好想想,已经历时7年,基层政府不知换了多少届。现在的领导谁又愿意去为一个小女人翻案?况且,既承担责任还得罪同僚?可7年,一个人的一生能有几个?
傍晚江边漫步,人们在举行篝火晚会。我在江边思考:中国在变,中国人在变,大家都看到了变化。可这变化,公仆们和百姓的感触是否一致?刘大爷、李冬梅和大大小小的公仆有没有共同的利益?有没有价值的认同?而不同的价值追求又会形成什么样的集体人格?什么样的中国?
公仆说:“现在是近几年最好的时候。”百姓说:“这几年的日子最好过。”网民说:“好日子要过好。”可公仆的好,百姓的好,网民的好,是否一样?
我困惑!
(李大妈小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