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3日 星期日
终于到昆明了，连续十几天的摄影、笔记加上风吹、雨淋、颠簸，挺不住了，牙肿得吃不下饭，体重下降了十几斤。左思右想，三十六计走为上。老马、天宁、小耿继续按原计划走遵义，出凤凰古城，经贵州、湖南回程，我单独乘飞机提前回京。
离开横断山，旅游也就到了头。离开了这片大山，离开了这片热土，也就失去了新鲜，失去了古老，失去了激情，失去了思考。又见高楼，又见车流，又见漫漫的烟瘴，记录也就断了。
坐在飞机上想，旅游和写作不过是相互关联的的一种状态，“我思故我在”。一但停下来整理，“我思我之在”时，那种种无形的人生观念就会走入思维，参与整理，也就失去了时空的感染和情感的真实。其实，离开高山大川，我是无法思考高山大川的。那种随时涌现、转瞬即逝的思考必须是高山大川，古溪小桥，残砖断瓦，牛群马帮参与进来的思考。唯如此，才会有一种非常纯粹的松弛，仿佛人间的牵挂都随眼前烟云逝去，只留下沉浸在生命里的自由，爱在泛化。走入大西南，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怅怅洋洋，无所归依，才会有诗、有游记。我从不写做，更不要说诗，但有了这种存在状态，也就有了诗，有了游记，尽管粗鄙，也不能自已。
乘在飞机上笔记，总有一种莫名的压抑，不知是因为身体，还是因为有所没记？终于想起，在大理曾谈到腾冲的远征军烈士陵园，因身体欠安没去面竭，总有一种遗憾。我想，其实我们中国人是没有当代史的，就是古代史，也多是当代人功利思考的结果。不知是否从来如此，才会有思考者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不信？看看即使大度、贤明如清朝的康熙，修明史时也不会留下“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中国历来有“史骨”之说，闻天祥有“在晋董狐笔”的绝唱，但细想董狐之类的秉笔直书是要掉头的，司马迁效法董狐，就挨了一刀，去做太监。如此说来，自然是老命要紧。专制时代，不是人格挨刀就是肉体挨刀，又能做什么选择？前两天在横断山区看新闻，为“独岛”和“钓鱼岛”的归属，中韩两国谴责日本政府纵容右派篡改历史，修改教科书，很为日本人不耻。但静下来一想，我们的教科书又如何呢?八年抗战，380万国军烈士不也湮没于煌煌史笔？一部八年抗战史，加上东北9·18沦陷共14年，只剩下平型关、地雷战、地道战、小兵张嘎、铁道游击队云云。不知日本人是否指责过我们的教科书修改。
其实亚洲人的文过饰非、讳疾忌医是有传承的。其根源十之八九是我们这个有着5000年历史，璀璨文化的老大帝国。细想中国人的国家观很有些问题。中国人看国家其实很近视、很功利；站在远处看，大家都是中国人，都以5000年文明自豪，很有些大历史眼光。中国的文学著作，动辄就是；“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至于今”，“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惶惶泱泱，大气的不得了。但一回到现实，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和五千年没关系，不信！问问，他会说我是万历朝的、康熙朝的，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华民国的。本朝抵抗外族入侵的烈士，到了下朝就成了抗拒“王命”的罪人，被本朝列为遗民，象周朝之萁子、薇子，清朝之王船山、黄宗曦，这类人是没有本朝国民资格的。所以才会有康熙为史可法立碑，受到400年来后人的颂扬。
中国人的国家观是个人归属家庭，家庭归属宗族，宗族归属朝廷，而朝廷从来都是一家一姓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从来如此。因而只有一家、一姓、一党、一私之中国人，而无抽象之中国人。中国的绝大多数百姓也就自然没有自己的国家，有的只是自己的家和其他人的家的天下。中国人只有离开祖国后才会明白自己是中国人，不管你是大陆人、台湾人、或其他国家的华侨，老外都会告诉你是中国人。特别在西方民主国家，一夜之间成了公民，有了自己的国家，才更明白什么叫国家，才更关注自己的祖国。因此才会有不出国、不爱国一说。
坐在飞机上仍在联想，这篇游记该结束了，这是从汽车写上飞机的纪录，是车轮上的感觉，是此时、此地、此景、此情的描述。这种真实在中国的野史，笔记式小说中时时会有闪现，我愿意走入这个行列，不为写什么，更不为写给谁，只是心之所思，兴之所至，随手拈来，为情感留下些真实，为自己留下点念想。再见了，横断山，再见了，我的那个曾经古老过的土地。也许有一天春归大地，我会忍不住再来，再续写这只有在这里才会有的无尽情思。
《二零零五年川、康、滇之行结束留笔》
步入川康为天骄，平生哪得此消遥。
不行不看不动笔，有情有意有文骚。
提机放笔皆陶醉，思之念之我自豪。
愿得来年春风日，携妻挈子再偏劳。
